2014年12月的西安火车站，寒风卷着雪花掠过广场，西广场派出所值班室的暖气刚开，玻璃上就凝了层白雾。
值班民警李伟正低头整理案卷，两个穿深色羽绒服的女孩突然闯进来，冻得通红的脸上满是焦急，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他手里的笔顿在半空：
“警察同志，能帮我们找下领导吗？我们队长失联了！”
李伟抬头打量两人，二十岁出头的年纪，胸前别着个没见过的金属徽章，说话时还下意识摸了摸腰间——那动作，倒像极了常年佩枪的民警。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他追问。女孩们的回答更让他震惊：“我们是站前分局便衣大队的协警，找的是便衣队张队长！”
李伟的眉头瞬间拧成疙瘩。他在站前分局干了五年，从来没听说过“便衣大队”这个部门。
更离奇的是，近半年来，所里接到的七起失窃报案里，受害人都提到“有警察先到一步抓了小偷”，可那些“警察”既没移交嫌疑人，也没留下任何执法记录。
这两个女孩的出现，像一把钥匙，突然插进了这串悬案的锁孔。
诡异报案：消失的“便衣警察”
时间倒回2014年5月，西安火车站东广场的人流里，旅客周明正低头数着刚取的现金，口袋突然一轻——钱包和手机没了。
他刚要喊，就看见三个身影追着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跑过，其中两人穿警服，戴大檐帽，手里还攥着对讲机，另一人穿便衣，动作利落地将嫌疑人按在地上，掏出手铐“咔嚓”锁上。
“同志，我的钱包被他偷了！”周明跑过去，想跟着去派出所做笔录。
穿警服的男人却回头摆摆手：“你先在这儿等会儿，我们把人带回去录完口供，会联系你。
”说着就押着嫌疑人往地铁口走，转眼就消失在人群里。
周明在广场等了两个小时，没等到任何消息，只好去西广场派出所报案。
李伟听他说完，心里犯了嘀咕：火车站片区执勤的警种确实多，铁路公安、公交分局、特警都有可能。
但按规定，抓了现行必须带受害人回所做笔录，还得开扣押清单，哪有让人在原地等的道理？
他当即联系了周边几个派出所和分局，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接到这个案子，也没有那三个民警”。
更奇怪的是，接下来的半年里，类似的报案接连出现：
7月，一名大学生的笔记本电脑被偷，“便衣警察”抓了人却没还电脑；
9月，有商户报警称手机被盗，“警察”不仅没做笔录，还因为商户多问了两句，推搡着发生了争执；
11月，甚至有受害人说，“警察”抓了小偷后，只让他写了张“收到赃物”的字条，连警官证都没亮全。
“这些人到底是谁？”李伟和同事们开会分析，“要是假警察，胆子也太大了，敢在火车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执法’；要是真警察，怎么会完全不按程序来？”
他们调取了每次案发地的监控，可要么是角度不好，要么是“警察”戴着口罩，始终看不清脸。
直到12月那两个女孩找上门，线索才终于有了突破。
卧底协警：交了五万块的“警察梦”
在派出所的询问室里，女孩李娜和王萌终于说出了真相。
李娜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去年6月，她在招聘网站上看到“西安市公安局站前分局便衣大队招协警”的信息。
上面写着“月薪2800，转正后有编制，包住宿”，还留了个联系人电话，署名“赵姐”。
她打过去，电话那头的赵姐声音热情：
“我们这是内部招聘，不用考试，但要交3000块入网费，录公安系统信息用，再交5000块装备押金，警服、对讲机都得统一发。”
李娜想着能当警察，没多想就凑了8000块，按赵姐说的，在火车站一号售票厅的地下通道里见了面。
那天，赵姐穿着一身藏蓝色警服，肩上别着两杠一星的肩章（后来李娜才知道，那是伪造的二级警督肩章）。
手里拿着个黑色皮夹，打开晃了一下，里面有张印着“赵秀珍”名字的警官证。
“以后你就跟我，每天11点在这儿集合，巡逻抓小偷、吸毒的。”赵姐说着，给了她一件没有警号的警服，还有个不能通话的玩具对讲机。
王萌则是通过亲戚介绍来的，她交的钱更多——除了入网费和装备押金，赵姐还说“单位要分宿舍，得交块分房押金，转正了就退”。
两人跟着赵姐巡逻，每天从东广场走到西广场，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跟上去，抓到小偷后，赵姐会打电话叫“张队长”过来。
“张队长叫张长河，四十多岁，总是穿便衣，腰里别着个真手铐。”李娜回忆。
“每次我们抓到人，他就说‘你们先去巡逻，我把人带回去处理’，过会儿回来，还会给我们发50块钱‘奖金’，说‘辛苦你们了’。”
可他们干了半年，除了每月1800块的“工资”（赵姐说扣了1000块分房押金），既没见过所谓的“单位”，也没办过任何入职手续。
直到12月19号，赵姐突然失联，电话打不通，地下通道的集合点也没人，两人慌了神，才想到来派出所找“上级”。
“你们交的钱，有收据吗？”李伟问。李娜和王萌摇摇头，只说赵姐还介绍了不少人来，有亲戚也有老乡。
根据她们提供的线索，民警很快找到了另外11名受害人，其中最惨的是26岁的小赵。
小赵原本在洛南县的工地上搬砖，去年4月，赵秀珍（他远房表姐）给他打电话：
“我在西安认识个领导，能帮你弄进公安系统当便衣警察，月薪3000，就是要交5万块打点费。”
小赵砸锅卖铁凑了钱，跟着赵秀珍见了张长河。张长河带着他去医院做了个体检，发了套警服，说“手续我帮你办，你先上班”。
半年里，小赵抓了十几个小偷，每次都交给张长河，直到赵秀珍失联，他才知道自己可能被骗了。
“我还以为真能当警察，再也不用搬砖了。”小赵在派出所里红了眼，“那5万是我妈治病的钱啊。”
假派出所的“产业链”：从招聘到“执法”
随着受害人陆续找到，一个以张长河为核心的假警队网络逐渐清晰。
民警通过调取赵秀珍的通话记录和银行流水，发现她和一个叫张长河的男人联系频繁，两人的账户里有多次大额转账，最多的一笔是4.2万元，来自渭南的一个账户。
“那个4.2万元的汇款人，可能也是受害人。”李伟立即带队去渭南调查，很快找到了汇款人王女士。
王女士在渭南火车站附近摆摊卖煎饼，去年9月，一个穿警服的女人（就是赵秀珍）常来买煎饼，聊天时说自己爱人是“铁路公安的张队长，能安排有编制的工作”。
王女士的儿子刚失业，她心动了，先后给张长河转了4.2万元，直到12月看到张长河被警察带走，才知道自己的积蓄全打了水漂。
“他说要给我儿子办铁路公安的正式编制，还带我们去看了‘单位’，就在西安火车站旁边的一个旧办公楼里，门是锁着的，他说‘现在下班了，明天再来’。”
王女士抹着眼泪，“我每天凌晨3点起来摊煎饼，一分一分攒的钱，就这么没了。”
与此同时，西安警方已经对张长河和赵秀珍发起了网上追逃。
2014年12月20日，渭南车站派出所的民警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发现了一个穿便衣、腰间鼓鼓囊囊的男人。
上前盘查时，男人突然慌了，伸手想掏什么，被民警按住——他腰间别着的，竟是一副真手铐。
“我是警察！站前分局便衣大队的！”男人大喊，掏出个黑色皮夹，里面是张伪造的警官证，
照片上是他本人，姓名栏写着“张长河”，单位栏印着“西安市公安局站前分局便衣大队”。
可当民警问他警号时，他支支吾吾：“警号……我记不清了，忘带了。”
在张长河的行李里，民警搜出了四套警服（有春秋装也有冬装）；
三个对讲机（都是不能用的模型）；
五副手铐（其中两副是真的，来源不明）；
还有一叠空白的“扣押清单”和“询问笔录纸”。
当天，张长河就被押回了西安。
几乎同时，赵秀珍也在渭南的一家婚庆公司里被抓获。
这家婚庆公司，正是张长河和朋友合伙开的，两人平时就住在公司的储物间里。
面对民警的讯问，赵秀珍哭着说：“我也是被骗的！张长河说他是便衣大队的大队长，能帮我办正式编制，我才帮他招人的！”
她供述，2013年，她在西安火车站认识了张长河，张长河穿警服，戴警官证，说能帮她解决工作，两人很快同居。
张长河给她办了伪造的警官证和警服，让她帮忙“招聘协警”，收的钱两人平分。
“我以为他真是警察，直到你们抓我，我才知道是假的。”赵秀珍反复强调。
可民警调查发现，赵秀珍跟着张长河“工作”一年多，既没领过正式工资，也没去过任何公安单位，甚至连张长河所谓的“办公室”都没见过，这显然不合常理。
“就算一开始被骗，时间长了也该察觉不对劲。”李伟说，“她收的钱里，有不少是亲戚老乡的，明显是知情不报，甚至合伙诈骗。”
荒诞真相：假警察的“执法”套路
在审讯室里，张长河起初还想狡辩，直到民警拿出他伪造的警官证、收赃款的银行流水，还有受害人的指认笔录，他才终于松了口。
张长河今年45岁，陕西福建人，早年在火车站附近做过生意，后来亏了本，就动了歪心思。
2013年，他听说火车站片区警种多，老百姓分不清，就花几百块钱做了假警官证和警服，又从黑市上买了两副真手铐，开始冒充便衣警察“执法”。
“刚开始就是想抓小偷弄点钱。”张长河低着头。
“我发现抓了小偷后，只要装得像，受害人就会信，我把小偷带到没人的地方，让他交‘罚款’，一般几百到几千块，交了就放了。”
后来他觉得一个人干太慢，就找了赵秀珍，让她帮忙“招聘协警”，收的“入网费”“押金”两人分。
为了让协警们相信，他还会给他们发“工资”（其实是用收来的押金发的），抓到小偷后给“奖金”，让他们更卖力地“工作”。
“那些协警抓了小偷，我就把协警支开，说‘你们去巡逻，我处理就行’，然后把小偷带到隐蔽的地方要‘罚款’。”
张长河说，“要是遇到反抗的，我就亮下手铐，一般人都怕了。”
至于他所谓的“便衣大队”，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之前协警们问起“单位”，他就说“办公室在装修，暂时在外面执勤”；
问起警号，他就说“便衣警察不用警号”。
甚至有一次，一个协警提出要去分局盖章，他找了个借口说“分局最近忙，以后再说”，硬是把这事糊弄了过去。
更荒唐的是，张长河还虚构了一个“老孙”的身份，说老孙是“站前分局便衣大队的老民警，负责处理案卷”，想把自己的责任推给这个不存在的人。
可民警查遍了站前分局的所有档案，都没找到“老孙”这个人，连赵秀珍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
“他就是想找个替罪羊。”李伟说，“我们还发现，他所谓的‘分房押金’，根本就是骗钱的幌子。
他把收来的31万，除了给协警发工资、买假装备，剩下的全挥霍了，买了手机、电脑，还在渭南开了婚庆公司。”
截至案发，张长河和赵秀珍共诈骗14名受害人，涉案金额31万元。
其中，赵秀珍的儿子小王也是受害人之一——小王今年20岁，父母离异后跟着父亲过。
去年年初，赵秀珍给他打电话，说能帮他当警察，让他辞了咸阳的工作来西安。
小王来了后，张长河给他做了体检，发了警服，还说“手续我帮你垫了2万多，以后从工资里扣”，小王直到母亲被抓，才知道自己的“警察梦”全是假的。
2015年1月，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张长河、赵秀珍批准逮捕。
那些被骗的受害人，虽然大部分赃款没能追回，但终于看清了骗局的真相。
李娜后来找了份文员的工作，她常跟身边的人说：“想当警察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别信什么‘内部招聘’‘后门关系’，都是骗人的。”
小赵则回了洛南，重新去工地上搬砖，他说：“那5万块钱就当买了个教训，以后再也不贪小便宜了。”
李伟在处理完这个案子后，特意在火车站广场贴了警示海报，上面写着“人民警察招录必须通过国家统一考试，无任何‘内部指标’‘花钱办事’渠道，谨防诈骗”。
他还带着同事们在广场上宣传，教老百姓如何辨别真假警察：
“真警察执法时会主动出示警官证，有警号，会带受害人回派出所做笔录，不会收‘押金’‘罚款’，更不会私下放了嫌疑人。”
这个荒诞的假派出所案，虽然告一段落，但给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
在西安火车站，每天依然人来人往，真警察们穿着制服在广场上巡逻，他们的警号清晰可见，遇到群众求助时，会耐心地解答，认真地处理每一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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