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可谓是历经无数风雨，也担当过许多次护花使者的角色。而这一次，我护送的是那位美丽而坚强的关玉红。
当我将她安全送回沈阳时，天空中突然刮起了一阵猛烈的北风，那风如同咆哮的巨兽一般，卷着无数的雪沫子，如同一群凶猛的蜂群，直直地扑向我的脸庞。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连忙裹紧身上的棉袄，试图抵御这刺骨的寒冷。然后，我毫不犹豫地转身，迈着坚定的步伐，再次登上开往朝阳的火车。
网兜里揣着集控821班那只磨得发亮的足球，皮革上还留着小伙子们没洗干净的汗渍——他们在实习前的最后一场球踢到天黑，愣是把这宝贝落在了学校体育场的器材室。而我必须赶在第二天，把足球带回朝阳发电厂，这是和那群半大孩子的约定。
元旦晚会的那天，电厂俱乐部的灯光异常明亮，仿佛是为了迎接这个特别的夜晚而特意准备的。在这个充满欢乐和期待的氛围中，刚从西安交大毕业的薛征红成为了全场焦点。
她站在舞台中央，身姿挺拔，犹如一颗璀璨的星星。她手中紧握着的，正是我特意带回来的那只足球。这只足球虽然普通，但在薛征红的手中却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
薛征红身着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运动服，这显然是她日常训练时的穿着。然而，就是这样一身朴素的装扮，却丝毫没有掩盖住她的光芒。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那么自然流畅，仿佛她与这只足球早已融为一体。
只见她轻盈地将足球抛起，然后用脚巧妙地接住，接着开始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表演。足球在她的脚下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不停地跳跃、旋转，时而高高飞起，时而急速下坠。观众们被她的表演深深吸引，不时爆发出阵阵惊叹和掌声。
球从她左手滚过左臂，贴着耳际绕到头顶，再顺着右臂滑进右手，动作轻得像一片羽毛；接着又从后脑往下，贴着脖颈、后背，掠过腰线时微微一顿，随即顺着左腿稳稳落在脚面，原地颠了三下，引得台下的师生和工人师傅们忘了鼓掌，只盯着那只上下翻飞的足球发愣。
直到薛征红收势鞠躬，俱乐部里才炸开雷鸣般的掌声，连平日里最严肃的实习队长谷老师，都忍不住拍红了手掌。
那是1984年的冬天，电视还没普及到家家户户，我们这群学工科的师生和天天围着发电设备转的工人师傅，第一次知道艺术体操能这样美。
回沈阳的火车依旧拥挤，临近春节，车厢里塞满了扛着包袱、拎着网兜的人。薛征红穿着件枣红色的棉袄，头发扎成利落的马尾，手里攥着硬纸壳车票，脸颊冻得通红：“杨老师，辛苦你了，陪我回沈阳。” 我愣了愣，忙说：别客气，保护你的安全，是我最大的责任。”
昨天学校来电话，要她立刻回沈阳。谷老师怕她一个姑娘家路上不安全，特意让我这个“小伙”当护花使者。
“你这是……学校又催你了？”我往旁边挪了挪，想给她腾出点空间。 薛征红点点头，眼神有点闪躲，双手攥着车票边缘，指节微微发白。直到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下去一拨人后，我抢着占了个座位让她坐。她坐下后却总想着站起来换我，每次都被我按回椅子上。
“你是女的，细胳膊细腿的，别跟我这“小伙”客气。”我笑着说，她这才红着脸坐下，睫毛垂下来，遮住了眼底的情绪。
“学校人事处找你，到底啥事儿？”车厢里的人声渐渐低了些，我终于问出了憋了一路的话。
薛征红的脸“腾”地一下红透了，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她攥着衣角，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是……是对象的事。”
“你有对象了？”我着实吃了一惊。在电厂实习的这二个月，她要么跟着我钻汽轮机厂房，要么在招待所啃厚厚的专业书，怎么看都不像有对象的样子。
她轻轻点头，指尖在棉袄上划着圈：“他也是学热动的，我们是西安交大的同学。本来他能分到南方老家的，可他说……离我近点好，就去了内蒙古电力局。”
说到这儿，她的声音软了下来，眼底泛起一层细碎的光。“可内蒙那边不放人，说我们没结婚，调动理由不充分。这次回沈阳，是约了他去登记的——学校人事处说，只要结了婚，就能帮我把他调过来。”
火车在黑夜里奔驰，窗外的灯光像流星一样闪过。到沈阳站时已是半夜，雪下得更大了。我陪着薛征红往学校走，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快到宿舍区时，她忽然停下脚步：“杨老师，不去独身宿舍了，我怕吵醒室友，去谷老师家吧，她爱人在家。”
我送她到谷老师家门口，直到屋里的灯亮起来，谷老师爱人拉开门，她回头冲我笑了笑，说了声“谢谢”，才推门进去。那一笑，像雪地里开了朵小小的红梅。
薛征红讲《汽轮机》课时的样子时常浮现在我脑海里。她站在黑板前，手里拿着根粉笔，把复杂的汽轮机构造讲得清清楚楚，遇到我这个“老司机”提出的实践问题，也总能稳稳接住。
有一年夏天，我们俩凑在一起，把汽轮机调速系统的改进心得写成论文，投给了《华北电力技术》，没过多久竟真的发表了。那天她拿着杂志跑来找我，笑得像个考了满分的孩子，说这是她第一次发表论文。
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在电厂和学校之间来回奔波，她成了动力系的骨干教师。再后来，她评上了教授，成了汽机教研室的主任。她主讲的《电厂汽轮机》还评为了省级精品课，网上都能看到她的教案和讲课录像。我偶尔会在科技期刊阅览室碰到她，她还是那样利落，只是眼角渐渐有了细纹。
退休离开沈阳的前一天，我去学校办手续，在办公楼的电梯里遇见了薛征红。她穿着得体的西装，头发烫成了优雅的卷发，只是抬手按楼层时，我看见她的手在微微抖动。她察觉到我的目光，冲我笑了笑，语气轻得像当年在火车上那样：“老了，这都是变老的信号。”
电梯门打开时，她先一步走出去，回头挥了挥手：“杨老师，常回沈阳看看。” 我站在电梯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
我忽然想起那只足球。后来集控821班的学生们毕业了，有人留在了朝阳电厂，有人去了更远的电站。那只球最后被放在了电厂的荣誉室里，旁边贴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元旦晚会上，薛征红站在舞台中央，手里的足球正从她的头顶滑下，笑容明亮得像那年冬天的太阳。
如今我在南方养老，偶尔翻到当年发表的那篇论文，扉页上薛征红的字迹依旧清秀。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我仿佛又听见了朝阳电厂汽轮机的轰鸣声，看见了那个穿着枣红棉袄的姑娘，和她手里那只永远不会落地的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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