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车是损耗品。王月生在后世跟4S店常打交道，深谙“卖车不如养车”的道理，于是指导陈掌柜以月产250辆新车投放市场计，三年内可形成约 9000辆 “飞燕车”保有量的市场规模，在香港构建了三级维护网：
第一级是招收了20-30名寨外普工，在九龙、港岛主要人力车聚集点，如码头、车站、戏院外，设立简易摊位。提供轮胎充气（配手动气筒）、补胎（冷补胶+专用工具，后世提供）、刹车线调整、链条简易上油等快修服务。王月生为此准备了便携式工具包，含撬胎棒、补胎工具、气筒、扳手、油壶。陈掌柜在当地招募了机灵可靠的原流民或本地贫民，由寨内技工简单培训。收入与维修量挂钩。单个点日均处理50-80辆次快修，总体能覆盖90%日常保养与小修（约8000辆次\/月）；
第二级是10名寨内骨干技工建立寨内维修所，设在城寨东工棚专辟区域。处理轴承更换（需专用拉马）、车架变形校正（简易夹具）、曲柄\/链轮磨损更换、复杂刹车故障、木质部件损坏修复等。王月生提供了简易压力机、轴承拉马、矫正台、专用工具。日均深度维修\/更换部件15-20辆次。保障核心部件寿命。可以处理8%中度维修，约700辆次\/月。
第三级是5名寨内核心技工组成的大修组，任务第一是处理事故严重损毁车辆。拆解可用部件，如特种钢管、轴承、链条，回炉再造新车；第二是研究磨损部件，反馈改进意见，如刹车块配方微调；第三是保管和分发核心备件，如轴承、特种紧固件。他们的作用是最大化材料利用率，降低整体成本，积累技术经验。能够处理2%重度损毁，约180辆次\/月，并实现部件循环。
三级网络可直接创造 50-60个 稳定的寨外快修岗位（街头游侠），以及 15个更高技术含量的寨内维修岗位（专科+核心），且随车队规模扩大而增长。
当然，为了不对“友商”造成过度冲击，保持一定的市场饥渴度，主要是保证“友商”对自家产品始终保持一种竞争状态以促进技术进步，王月生计划在香港的生产和维修工作稳定下来后，分流一部分产能和相应的维修力量去广州、上海等地。
暮色中的城寨工棚依旧灯火通明。修整木质部件的锤击声、扳手拧紧螺栓的嘎吱声、车轮在测试架上空转的沙沙声交织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木屑、桐油和润滑脂的混合气味。
赵大锤已从打铁匠晋升为车架组装区的工头。他抚摸着手中那根乌黑发亮、轻巧却异常坚固的铬钼钢管，再看看流水线上源源不断成型的“飞燕车”，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这铁，这车，这速度…都来自那神秘的“天外秘法”。它们让寨子里几百口人有了稳定的活计，吃上了饱饭，甚至住进了带“洋茅房”的房子。
而在工棚最深处，核心维修区。年轻的阿强正小心翼翼地用王月生提供的精密卡尺，测量一个磨损的轴承内径。他的师傅，那位曾在广州洋行机械间做过帮工的老技工，正对着一个剖开的变速箱（王月生提供的教学道具）出神，粗糙的手指摩挲着里面光洁的合金齿轮，嘴里喃喃自语：“钢口…这钢口…火候透到骨子里了…神仙手段啊…”
城寨的夯土墙内，齿轮在转动，轴承在低吟。这来自未来的“铁马”，不仅奔驰在1900年香港的街头，更拖拽着这座流民堡垒，在桐油与铁腥味交织的烟雾中，轰然驶向一个被工业文明提前叩响的时代。人力车夫的号子声穿过时空，与流水线的节奏隐隐相和，谱写着一段钢铁与汗水铸就的生存史诗。
半年后，“九龙陈记人力车”成了香港街头新宠：
商户夸：“这车轻便、耐造，拉货比骡车快！”
警署夸：“车座有减震木，坐的人不颠；车灯装了煤油罩，夜里不晃眼——比之前的破车强多了！”
报纸夸：“九龙寨城竟造出‘西洋式人力车’，可见我华人智慧不输洋人！”
陈启沅和刘辉趁热打铁，在学堂里开了“机械课”：
阿强教徒弟们焊枪用法：“火候要匀，像煮糖水——急不得！”
陈阿福教木工看图纸：“这线是榫卯位置，错半分，车架就晃！”
阿珍教橡胶工硫化技巧：“温度要够，像烤饼——欠了软，过了焦！”
陈启沅站在车旁，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有挑着菜筐的农妇，有扛着工具的铁匠，有抱着娃的纺织女工。他摸了摸车把上的铜铃（王月生送的“小礼物”），铃声清脆，混着远处传来的“叮叮”车铃声，像首待填词的歌。
“飞燕”人力车甫一推出，便如同投入滚油的水滴，在香港狭窄的街道上炸开了锅。轻便、结实、那标志性的靛蓝油布车棚在阳光下泛着沉稳的光泽，迅速俘获了车夫和乘客的心。订单雪片般飞入九龙寨城，原本只是小打小闹的工坊，瞬间成了整个寨子的心脏，昼夜不停地搏动着。
巨大的成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以工分形式体现）和凝聚力，却也激起了层层意想不到的涟漪。最初的狂喜过后，一种微妙的、带着焦躁的骚动开始在城寨的砖石缝隙间滋生、蔓延。
人力车投产的第三个月，九龙寨城的石板路突然热闹得有些“烫脚”。入夏的蝉鸣里，寨子里的“闲话”像发酵的面团，越胀越大。
最先爆发的不满，来自于生活环境。最先捅破窗户纸的是住在寨心的赵伯。他拄着拐杖站在祠堂台阶上，对着围过来的人直拍大腿：“咱当年挤破头进寨子，图的是个‘抱团取暖’！可如今呢？”他指了指被木屑填满的排水沟，“木匠铺的边角料堆成山，一下雨就堵；铁匠铺的煤渣子飘得到处都是，我家阿婆的菜畦全枯了！”人群里有人附和：“可不是？上个月我家小子踩了木刺，到医院（寨里的简易医馆）缝了三针——医药费扣了我五工分！”
染坊的大缸日夜蒸腾着刺鼻的化学气味，即使紧闭门窗，那股子酸腐混着靛蓝的独特气息也顽固地钻进家家户户，附着在晾晒的衣服上、渗入米缸里。铁匠铺的打铁声从清晨响彻到深夜，“叮叮当当”的节奏成了永不停歇的背景音，震得紧邻的住户碗柜都在嗡嗡作响。木工坊的锯末粉尘更是无孔不入，在狭窄的巷道里打着旋儿飞舞。
“这日子没法过了！”抱着被机器轰鸣惊哭的娃娃，阿梅嫂对着工坊的方向抱怨，“以前再挤再吵，好歹夜里能睡个安稳觉！现在倒好，连娃娃吃奶都不得安生！这挣再多工分，吸着毒气、听着炸雷，有什么用？”
“就是！晾件衣服都一股染料味儿，洗都洗不掉！”旁边晾晒衣服的阿婆也连连叹气，“寨子里就这点地方，工坊越扩越大，连孩子们踢毽子的地方都快没了。这钱是挣着了，可家不像家了呀！”
有人开始私下嘀咕：“这又脏又吵的活儿，干嘛非得全挤在寨子里做？外面地界大，找个偏僻地方不行吗？省得祸害自己人！”
清晨五更，铁匠铺的铁锤声比往日早了半个时辰——阿强带着三个徒弟守着新制的车轴，炉火烧得正旺，“叮当”声撞在青墙上，惊飞了几只宿在瓦檐的鸽子。巷口卖云吞的王婶掀开竹帘，皱着眉往铁匠铺方向瞅：“这都五点半了，我家阿福（小儿子）昨儿夜里被敲得没睡踏实，今早直喊头疼。”
晌午时分，木匠铺的院子里堆着半车没来得及处理的樟木板。陈阿福的徒弟阿福仔擦着汗，用墨斗弹着车辕的线：“李叔家要的车厢得赶在初一前交，他儿子的婚期定了！”可话音未落，隔壁洗衣妇阿芳叉着腰喊：“阿福仔！你那木刨子渣子又刮到我晾的被单上了！上回染的蓝布，你木屑落进去，晒出来全是斑！”
最热闹的要数车缝组。阿珍带着七个姐妹挤在祠堂后厅，缝纫机的“哒哒”声震得房梁上的灰簌簌往下掉。十二岁的小桃揉着发红的眼睛，针脚越走越歪：“阿珍姐，我手都酸了……可车篷还差八个没缝，张叔（人力车夫）说明儿要交车。”阿珍咬着线头叹气：“我何尝不想歇？可上个月工分榜，咱车缝组人均二十五工分，是寨里最高的——要歇，下个月的米粮配额就得少两升。”
成功带来的另一个念头，是“分家”的试探。一些心思活络，或者与工坊核心管理层关系不那么紧密的人，看着工坊账面上（工分记录本上）那令人眼红的数字，心思开始浮动。
“陈掌柜、刘老师本事是大，可这工坊如今是下金蛋的鸡，全寨子人都指着它分食，落到个人头上的不就薄了？”在寨子角落的茶摊上，有人压低声音议论，“要是能把工坊整个搬到外面去，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按出力多少分真金白银，不比在这大锅里搅合强？寨子里只留个名头收份子钱就行！”
“对头！外面场地大，招工也方便，成本说不定还能降。寨子里只负责设计和关键部分，轻轻松松拿大头，何必把那些苦哈哈的累活都揽在自己身上，还落埋怨？”有人附和着，眼神里闪烁着对“独立王国”的憧憬。
布庄的二牛晃着手里的算盘，挤到人群中间：“我打听了，港岛那边有专门的工场，专门接外头的零活。咱把做车棚的油布缝制搬到油麻地，木匠铺搬到荃湾——咱出手艺，他们出地方，赚的钱按工分分，不比窝在寨子里强？”
这种“搬出去单干”的论调，虽然还没形成主流，但像野草一样，在寨子里某些角落悄悄滋生，挑战着“共同生产、共享成果”的城寨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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