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脸上的笑容凝固了。阿云的右屁股上，确实有这么一块红色的胎记。江还清晰的记得，有次激情之后，他曾边摩挲着这块红色的胎记，边问阿云：你知道你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块特别的胎记吗？
阿云抚摸着江的头发，不解地反问江：为什么啊？
那是因为你上辈子是夭折的，父母不舍，所以在你这里咬了一口或者是揪了你一下，留下印记，以备下辈子好相认。
真的假的？阿云看着一脸严肃的江，似信非信。
江微笑着：反正老一辈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说的可对？老太太看着江的眼睛。
江和老太太对视着，不说话，不点头也未摇头。
老太太从江的眼神里，读懂了一切。她的眼泪瞬间如断了线的珠子。
她忍不住掩面而。
这些年，她过得还好吗？老太太边哭边问。
江从裤兜里掏出一包小纸巾，抽了一张递给老太太：她很幸运，碰上了一个真心疼她爱她的养父。这些年来，养父一直将她视若己出，甚至为了她，至今未娶。
啊？老太太的眼泪更急：他抱走孩子的时候，我就躲在离小亭不远的一个墙角里看着，看背影，他当初也就二十多岁的模样啊！
是啊。江点点头：阿姨，我能问问吗？当初你是遇上了什么样的苦难，不得不狠心放弃初生的宝宝？
唉！老太太一声长叹。那萧索的眼神，一下子跌回到过去，跌回到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中。
我叫上官曦，本地人。她爸爸叫郑建国。上海人。老太太打开记忆尘封的门，将那段伤心的过往，和盘托出。
上官曦和郑建国都是五十年代的人。
只是，上官曦是贵州方平县上铺村人。而郑建国则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原本两个天南地北素昧平生也互不相干的两个人，却因为都生在了一个特殊的年代，而被那个特殊的年代莫名其妙地纠缠在了一起。
那个时候，中国刚刚从漫长的战火洗礼中获得新生。整个国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
那个年代的国人，对伟人的崇拜和对民族的狂热，已至极致。
当伟人振臂一呼，无数年轻人的热血瞬间被点燃！他们扔掉手中的课本，冲出学校，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浩浩荡荡的狂热的历史洪流中。
郑建国就是这浩浩荡荡的狂热的历史洪流中的一员。
那年，他刚满十六岁，正要参加他的中考。
部队二十多辆绿色的解放重卡，满载着罐头鱼一般的青葱年华，在夹道的狂热的锣鼓声鞭炮声和彩旗招展的喧嚣声中，沿着方浜中路，浩浩荡荡地向城外驶去，驶向中国广袤而贫瘠的农村大地。
其中的三辆车，就开进了方平县莽莽的大山之中。
郑建国就在这三辆车中最前面的这辆车里。和他同行的，还有他的两个同乡兼同学。一个叫周正，一个叫杨秋萍。
三辆重卡，经过近半个月的日夜颠簸，终于停了下来。当大家疲惫不堪地掀开油布，跳下车时，眼前除了山，还是山。
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虽然这些年轻人个个都是激情满怀，但眼前的这个情景，与他们想象中的场景好像有些出入。他们面面相觑，颇感意外，失望和无措。
但此时的他们，已经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
接下来，便是农场日复一日简单而繁重的体力劳动：植树护林，垦荒种地，担水挑粪，春耕夏种秋收……一个个鲜活而翠绿的生命，每天都得像机器人一般，准时出工，也准时收工，没有节假日，甚至不能随便请病假。
那些活，是这些年轻的城里的孩子八辈子都没有干过的，那些苦，也是这些城里的孩子八辈子都没有吃过的。
更让这些城里的孩子们难以接受的，还远不是肉体上的折磨和饮食上的粗陋这么简单。
更要他们命的，是这村子里还没有通电。
没有通电，就等于没有娱乐。
没有娱乐，就等于没有了精神生活。
没有精神生活，如何安放这些荷尔蒙正盛的灵魂？
每天天一黑，这些年轻而躁动的心，就像这大山沉沉的夜空那般，无边无际，伸手不见五指。
于是，他们开始反思。
他们开始掰着手指，翘盼着返城的日子。
艰难的知青岁月，就在这样灵与肉的双重煎熬与苦盼中，缓缓流逝。
基于当时的国情需要，国家对知青政策作出了适当的转变和调整。国家开始支持和鼓励下乡的广大知青扎根农村，支持边疆建设的志向和行动。更支持和鼓励下乡的广大知青和当地的适龄青年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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