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六的清晨，陆宇刚下夜班，正准备补个觉，手机就急促地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是他母亲李娟。
“小宇，你大表叔公从乡下来了，现在就在咱家，说是胸口不舒服，喘气费劲，还有点咳嗽，吃了几天镇上的药不见好，心里不踏实，特意来找你给看看。”母亲的声音带着一丝焦急和不容推辞。
陆宇的大表叔公，是他外婆那边的远房亲戚，住在林江县下面的一个村子里，小时候还抱过他，是个憨厚朴实的农民。陆宇揉了揉疲惫的眉心，立刻应道：“妈，你让表叔公在家等着，我马上回去。”
匆匆赶回家，陆宇看到大表叔公（他称呼为“表叔公”）正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脸色有些晦暗，呼吸略显急促，偶尔发出一两声沉闷的咳嗽。表叔公的儿子，也就是陆宇的表叔，陪在一旁，脸上写满了担忧。
“表叔公，表叔。”陆宇打过招呼，立刻拿出随身携带的听诊器，“感觉怎么样？具体哪里不舒服？”
表叔公操着浓重的乡音描述：“就这儿，胸口闷疼，像压着块石头，干活喘不上气，晚上咳嗽厉害点。”
陆宇仔细为他进行了体格检查，听诊时发现左侧肺底的呼吸音明显减弱。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心中升起。单纯的支气管炎或肺炎，通常不会有这种持续性的胸痛和明显的呼吸音改变。
“表叔公，您这情况需要去医院做个详细检查，光听一下看不出来。”陆宇语气平和但坚定地说。
“啊？还要去医院啊？”表叔公有些抗拒，“开点药吃不行吗？”
表叔在一旁劝道：“爸，听小宇的，他是医生，咱得听医生的。”
陆宇亲自带着表叔公去了县医院，避开排队的人群，直接开了检查单：胸部x光片，以及更清晰的胸部ct平扫。
等待ct结果的时间格外漫长。陆宇坐在放射科外的走廊上，心情复杂。他既希望只是炎症或者结核等良性病变，又担心自己的预感成真。当放射科同事将打印出来的ct报告递给他，并低声说了句“陆医生，情况不太好啊”时，他的心猛地一沉。
ct报告上清晰地写着：左肺下叶可见一不规则团块状软组织密度影，大小约4.5cmx3.8cm，边缘可见分叶及毛刺征，邻近胸膜受牵拉……结论：左肺下叶占位性病变，考虑周围型肺癌可能性大，建议进一步检查。
“肺癌可能性大”——这几个字像冰锥一样刺入陆宇的眼帘。他虽然有所预感，但当猜测被影像学证据高度证实时，依然感到一阵窒息般的难过。他看着报告，脑海里迅速闪过表叔公黝黑、布满皱纹的脸庞，那个一辈子在土地上劳作的身影。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他不是沉浸在悲伤中的亲戚，而是需要做出专业判断和沟通的医生。他首先将情况告知了陪同的表叔。
“表叔，ct结果出来了，”陆宇将表叔引到一旁无人的角落，将报告指给他看，声音压得很低，“情况比较严重，肺上长了个东西，看起来……不太好，恶性肿瘤的可能性非常大。”
表叔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恶性肿瘤”、“癌”这些字眼意味着什么，他是懂的。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癌？怎么会是癌？小宇，你没看错吧？还有得治吗？”
陆宇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还需要做支气管镜取一点组织化验才能最终确定。至于治疗，要看具体类型和有没有转移，需要做全身检查才能评估。”
巨大的震惊和悲痛之后，表叔猛地抓住陆宇的手，眼里带着恳求甚至是一丝慌乱：“小宇，这事儿……先别告诉你表叔公！他年纪大了，胆子小，一辈子没经过什么事，要是知道得了这个病，我怕他……怕他扛不住，自己就先垮了！求你了，千万瞒着他！”
这是一个在中国基层，尤其是农村家庭极其常见却又无比艰难的请求——向患者本人隐瞒病情。
陆宇沉默了。从医学伦理和患者知情权的角度，他应该告知患者本人实情。但面对表叔近乎哀求的眼神，考虑到表叔公的年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农村的实际情况，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表叔，瞒着病人，后续的治疗和检查会很麻烦，他可能会不配合……”陆宇试图解释。
“我们就说是严重的肺炎，需要好好治，需要去大医院检查！他会听的！”表叔急切地打断他，“小宇，就当表叔求你了，先瞒着，行吗？咱们自家人关起门来商量怎么治！”
看着表叔通红的眼眶和颤抖的双手，陆宇最终沉重地点了点头。“好，暂时按您说的办。但家属必须统一口径，并且要尽快决定下一步检查和治疗方案。”
拿着那份沉甸甸的ct报告，陆宇和表叔一起回到了家。面对表叔公询问的目光，陆宇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自然：“表叔公，检查结果出来了，是肺部有个比较严重的感染，形成了‘包裹’（他用了一个比较接近的方言词），普通的药效果不好，需要去市里的大医院用更好的设备检查一下，确定到底是什么菌感染，才能用对药。”
表叔公将信将疑：“这么麻烦？不就是个咳嗽吗？”
表叔和闻讯过来的其他亲戚连忙在一旁帮腔，统一着“严重肺炎”的说辞。
看着表叔公在众人的劝说下勉强接受这个说法，陆宇心里没有丝毫轻松，反而像压上了一块更重的石头。这个善意的谎言，能维持多久？当需要面对支气管镜、穿刺活检，甚至可能的手术和化疗时，又该如何隐瞒？他知道，自己接下里的，不仅是一个病人的诊疗，更是一个家庭的信任、一个沉重的秘密，以及一场注定艰难的、与时间和病魔的赛跑。
他借口需要回医院准备转诊资料，离开了家。走在回医院的路上，午后的阳光明媚，他却感觉周身寒冷。这次，他不再仅仅是一名医生，更是被卷入亲情漩涡中的一份子。如何平衡医者的责任与家族的嘱托，如何在隐瞒中寻求最佳的治疗路径，将是他面临的又一道严峻考题。这份“隐秘的重担”，让他刚刚从法律纠纷中舒缓过来的心神，再次紧绷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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