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院后台的侧门没关严，飘出《悲惨世界》的旋律。苏拉扒着门缝往里瞅，演员们正对着镜子贴胡子，有人哼着“我曾梦见生活”，调子刚起，旁边就有人接“如今生活已逝去”，声部叠在一起，像揉皱的纸突然舒展开。
“这剧我看过电影。”马克凑过来，手里还攥着张宣传单，“冉阿让偷面包那段，看得我鼻子发酸。但电影哪有这动静大，连墙都在震。”
正说着，迪卡拉底教授从里面走出来，领他们往观众席去。“音乐剧的妙处，就在于‘热闹’。”他指了指乐池，小提琴手正调试琴弦，“你看，有戏，有歌，有舞，还有这一池子乐器，凑在一起，不是简单的‘1+1’，是能炸出点新东西的。”
幕布拉开时，苏拉吓了一跳。舞台上的巴黎街景像被泼了墨，暗沉沉的，几个乞丐缩在角落，歌声哑得像砂纸擦木头。可当冉阿让唱起“谁能说我一无所有”，铜管乐器突然炸响，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大得能罩住半条街。
“比电影带劲多了！”马克往前探了探身子，“电影里他就站着说，这儿一唱，连他喘气的劲儿都听得见。”
“歌声是带钩子的。”教授低声说，“你看冉阿让的台词，‘我偷了一块面包’，说出来是陈述；唱出来，调子一拐，那点悔、那点难，就全勾出来了。音乐能把藏在话里的东西，像拧毛巾似的拧出来。”
中场休息时，苏拉去买汽水，听见两个老太太在聊《汉密尔顿》。“那节奏快得像打鼓，”一个说，“黑人演 founding father（开国元勋），还唱着嘻哈，一开始我直皱眉，看到后来眼泪哗哗的。”
“这就是音乐剧的胆子大。”迪卡拉底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旁边，“它不管什么‘该’与‘不该’。《悲惨世界》用歌剧的调唱穷人的苦，《汉密尔顿》用嘻哈讲历史，只要能把话说到心里，管它什么形式？”
他指着海报上的演员：“你看他们，说话说着就唱起来，走着走着就跳起来，多假？可你偏偏信。因为人激动的时候，哪顾得上好好说话？高兴了想唱，难受了想跳，音乐剧不过是把这点‘不老实’放大了。”
下半场演到珂赛特和马吕斯相爱，两人站在旋转舞台上，歌声像羽毛似的飘，身后的背景一点点亮起来，从灰色的街景变成缀满星星的夜空。苏拉旁边的小姑娘跟着哼，声音软软的，她妈妈悄悄抹了把眼睛。
“你看，不用字幕解释‘他们多相爱’，”教授说，“旋律一扬，灯光一亮，连小孩都懂。这就是‘融合’的本事——戏给你看形，歌给你听心，舞给你看劲儿，加起来比任何一句话都管用。”
马克想起自己在网上看的片段，《汉密尔顿》里的决斗戏， rap 节奏快得像机关枪，演员的动作刚硬得像劈柴，明明知道是演戏，手心还是攥出了汗。“这比光看文字带感。”他说，“好像自己也站在那儿似的。”
“对喽，就是要你‘站在那儿’。”教授笑了，“电影能让你看见千里之外的事，音乐剧却想让你‘在场’。演员的汗味，乐池的噪音，旁边人的呼吸，这些‘不完美’凑在一起，反倒让人觉得亲。就像村里搭台子唱戏，台上台下吵成一团，却比独自在家看电视热乎。”
散场时，演员们谢幕，台下的掌声像潮水。苏拉看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爷子，跟着节奏拍腿，嘴里还哼着“愿你平安”，声音颤巍巍的，却比谁都投入。
“你说，音乐剧为啥能让人这么上心？”她问。
“因为它说的是‘咱们’的事。”教授望着舞台，“《悲惨世界》讲苦难里的善良，《汉密尔顿》讲奋斗里的不甘，这些事不分国籍，不分时代。它用最热闹的形式，说最实在的理，就像邻居在你耳边念叨‘日子再难，也得有盼头’，能不动心吗？”
走出剧院时，月光正好。几个年轻人在台阶上唱《汉密尔顿》的选段，有人忘词了，旁边的人就接，笑声混着歌声，像撒了把糖。
苏拉突然觉得，音乐剧哪需要什么高深道理。不过是一群人凑在一起，把心里的那点爱、那点痛、那点不服气，用唱的、用跳的、用演的，说给另一群人听。
至于听没听进去？看看那些跟着哼的、抹眼泪的、拍腿的，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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