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
许文澜的指尖停留在触控板上，屏幕上那份名为《关于设立“国家口述历史档案认证中心”的内部征求意见稿》的文件，字字都像淬了冰的钢针。
她的瞳孔骤然一缩，目光死死钉在那张组织架构图上。
省级档案局垂直管理，所有民间采集数据必须经其审核，方可入国家级数据库。
而在那密密麻麻的方框中，他们呕心沥血建立的“记忆方舟”基金会，被轻描淡写地安置在最末端，标注着一行小字：协作单位。
没有表决权，没有主导权，甚至没有建议权。
这意味着，他们将被彻底架空，沦为免费的数据搬运工。
许文澜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头的怒火，迅速在文件上用红色高亮标记了五个字：“程序架空风险”。
她没有丝毫迟疑，开启追踪模式，几分钟后，一个名字浮出水面——起草组负责人，王宗明，一个从老牌地方史志办按部就班升上来的干部，以保守和强调“血统纯正”着称。
一场无声的风暴正在酝酿，而风暴眼中的苏霓，却异常平静。
接到许文澜的加密急报，她没有召集众人开会痛斥，更没有公开表示任何反对。
她只是发出了两条简短而决绝的指令。
第一条，对内：“即刻起，暂停基金会所有对外合作意向项目，所有精力转向内部数据优化。”
第二条，对林晚：“启动‘沉默验证行动’。”
林晚秒懂。
她立刻将“记忆角”数据库的高级查询权限，通过加密通道，秘密开放给了五位正在参与相关立法咨询的顶尖法学专家。
没有引导，没有说明，只附上了一句简单的话：“欢迎自由检索，所有案例均可追溯原始链路。”
这五位专家，代表着法律界对“证据有效性”的最高判断。
其中一位专攻身份法的老教授，对基金会的数据一直持保留态度。
他抱着挑刺的心态，随意检索了一桩六十年代因政治原因被注销户籍的“黑五类”后代档案。
系统瞬间弹出一条主线，关联着三份看似毫不相干的旁证：一份是当事人在东北农场的劳动工分记录，一份是其邻居在八十年代初回城时写的旁证材料，还有一份，竟然是远在西南边陲的亲属，在迁移户口时填报家庭关系的一页模糊影印件。
三份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年代、不同来源的零散信息，被系统背后强大的算法严丝合缝地链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无可辩驳的证据链。
老教授对着屏幕，足足愣了半分钟，才拨通了助理的电话，语气里满是无法抑制的震惊：“他们……他们连这种跨越半个世纪的陈年纸屑都能串起来？！”
与此同时，赵小芸接到了她的任务。
一台高性能电脑前，她正飞速剪辑着一段模拟推演短片。
画面一边，是标着“新中心单点审批模式”的流程图。
一个希望恢复知青身份的后代，从提交申请开始，文件需要在乡、县、市、省四级档案局之间层层流转，每一次审核、盖章、复核，都意味着漫长的等待。
屏幕下方，一个计时器飞速跳动，最终定格在“预计耗时：187个工作日”。
画面另一边，是基金会的“分布式系统”。
申请提交的瞬间，系统自动向全国数据库发出匹配请求，二十四小时内，三条分别来自不同知青点的旁证链被同时激活。
四十八小时内，交叉验证完成，身份初步核实报告生成。
赵小芸将这段对比强烈的视频，剪辑成了一段冲击力极强的90秒精华版。
她没有加任何煽情的配乐，只有冰冷的数据和流程对比。
最后，黑屏之上，浮现一行血红的大字：《慢六个月，一个人就没了》。
视频没有公开发布，而是通过加密邮件，精准地投送到了几位长期关注老龄群体权益的人大代表的秘书处邮箱。
这无异于在平静的湖面下，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
陆承安则在另一条战线上撕开缺口。
他很清楚，对手王宗明并非要全盘否定“记忆方舟”的价值，这块蛋糕太诱人，他们只是想换个厨子，把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在一场高规格的专家论证会上，当王宗明大谈特谈“国家级认证的严肃性与权威性”时，陆承安适时地站了起来。
他没有直接反驳，反而先表示了赞同：“王司长说得对，认证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这是公信力的基石。”
会场气氛稍缓。王宗明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但陆承安话锋一转，声音陡然变得有力：“但是，认证和核验是两个概念。我建议，最终认证可由官方主导，但前置的数据初筛与真实性建模，完全可以交由更高效、更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完成。”
他随即点开ppt，展示了国际口述史协会通行的数据处理惯例，紧接着，一张醒目的审计报告占据了整个屏幕——“记忆方舟基金会已累计服务23万人次，数据交叉验证误差率低于千分之三。”
陆承安目光灼灼地环视全场，最后落在王宗明身上，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不是要权，是要效率，是要那二十三万个家庭翘首期盼的公信力。我们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做到，何必再浪费宝贵的时间和资源，去走一条我们已经趟平的弯路？”
王宗明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就在高层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一线的情况给了林晚最意想不到的助攻。
她发现，后台的数据请求突然暴增，但来源却很奇怪——许多基层档案单位，开始私下绕过正在筹备讨论的“新中心”，直接联系基金会，请求对他们手头的疑难案件进行“预审编码”。
他们等不及了。
林晚眼中精光一闪，一个大胆的计划瞬间成型。
她顺势在系统内建立了一个“临时合规通道”，对所有前来请求预审的单位，提出了一个新要求：提交材料的同时，必须附上一份由单位盖章的《系统使用意向声明》，声明中必须明确注明——“本单位期待该数据处理模式能尽快纳入未来国家标准体系”。
这无异于一张投名状。
短短一周时间，林晚的加密邮箱里，塞满了137份来自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有效承诺函。
这些红色的印章，像一枚枚滚烫的烙印，清晰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
林晚将这份汇总名单与所有函件的扫描版，一同加密存档，文件编号m00004。
在备注栏里，她轻轻敲下了一行字：“他们已经在选边了。”
最终方案的闭门讨论会，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王宗明一方依然在强硬地坚持“另起炉灶”的方案，寸步不让。
就在会议即将陷入僵局时，一位原本持反对态度的部委司长，突然将手中的茶杯重重放下。
“各位，”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我刚刚收到了一份材料，是我们委托的几位法学顾问对现有民间数据平台的评估报告。结论是，其证据链构建能力，已经超过了我们绝大多数省级档案机构。”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既然民间已经有了一条跑通了的高速公路，我们为什么非要推倒重来，自己去挖一条土路呢？老百姓等得起吗？”
这句话，如同一把重锤，彻底击溃了王宗明最后的防线。
会议纪要最终的措辞，经过反复斟酌，被明确为：“依托现有社会成熟平台，构建国家口述档案认证前道流程……”
散场后，陆承安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一条短信进来，内容简洁明了：恭喜，基金会将被授予“国家级口述档案前置核验机构”资质。
当晚，庆功宴的喧嚣声中，苏霓的手机屏幕亮起，是许文澜发来的一张系统后台截图。
在她们最高权限的管理界面，赫然新增了一项权限标识——“苏霓批准”。
这个标识拥有系统内的最高优先级，但激活它，必须由许文澜发起，再由苏霓本人最终确认，双重授权方可生效。
这是技术团队自发加上去的，是他们给予最高指挥官的无上荣耀。
苏霓看着那由自己名字缩写组成的、金色的权限徽章，唇角勾起一抹极淡、却极为舒展的笑意。
她低声对自己说：“这章，总算盖在该盖的地方。”
就在苏霓关闭文件，准备为团队庆功时，她私人邮箱里弹出了一封新邮件。
发件人未知，标题只有寥寥数字——“秋分日，旧事与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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