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光落在纸面上，沈知意翻开新本子，笔尖停在封面。她写了五个字：“桃溪茶事辑录”。昨天寄出实验茶后，心里那种空等的感觉变了。现在她要做的事，不再只是写一段故事，而是把那些散在风里的东西记下来。
她从昨日写的采茶女故事开始。那个女人梦见自己化作春雾，飘进茶园，醒来泡的茶让母亲笑了。这曾是她随手写的虚构情节，今天她把它抄进第一栏，标注为“口述传统原型”。
裴砚来了，带来一本薄册。他把册子放在案上，说这是《茶录》残卷里的摘录。里面提到宋代有“心念入茶”的说法，虽无实证，但多地志书均有类似记载。他们对照着将内容分列两栏：一栏是手稿中的叙述，一栏是古籍原文。
两人发现，不同来源的文字形式不一样，但核心相似——都讲人心与茶气相通。沈知意看着这两栏，说：“也许这些不是传说，是被人忘了的记忆。”
裴砚点头。他取出一只旧木匣，打开后拿出几张抄录的纸页。这是他在镇志办找到的清末民初茶役名册。他指着其中一行：“光绪廿三年，桃溪村贡茶采办人：林氏，女。”
沈知意的手顿住了。她立刻翻出手稿副本，找到最新一页。角落里多了一行小字，昨夜还没有：“那年春寒，我独自上山采明前，只为换药救母。”
名字对上了。时间也吻合。她盯着那行字，呼吸放轻。这不是巧合。手稿里的文字，正在回应真实的历史记录。
但她没说话。裴砚也没问。他们都知道这事不能公开。若说是百年前的人在共笔，别人只会当是疯话。可若完全忽略，又怕错过什么。
他们商量后决定走两条路。一条按学术规矩来：整理可查的史料，建立“文献—实物—口述”三重证据链；另一条私下进行——继续记录手稿中浮现的新内容，单独归档，标为“异文备参”。
阿斑跳上石桌，鼻子碰了碰那份名册。它看了会儿，趴下不动了。
午后阳光照进堂屋。沈知意把今日整理的资料分成三类：一手见闻、古籍摘录、手稿异文。她分别列出关键词，再逐条比对。忽然发现，三种材料里都提到一句话，表述不同，意思一致。
“雾日采茶，心念成茶气。”
她在纸上写下这句话，连画三个圈。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说法，也不是某一本书的独创。它是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被反复提起的信念。
她放下笔，靠在椅背上。原来桂语茶的意义，从来不是她一个人赋予的。早在百年之前，就有人相信，茶能承载心意。她们采茶时想着家人，炒茶时念着病痛，泡茶时盼着团聚。这些念头没有消失，只是沉了下来，藏在叶子的纹路里。
她提笔写下今日总结：“文化不在远方，而在代代相传的信念里。我们不是创造意义，是在找回它。”
裴砚看过这句话，没改一个字。他把资料收进书匣，盖好。他说下一步可以去走访老人，收集更多口头记忆。但必须小心，不能逼人回忆痛苦的事。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提过当年为何独自上山，也不能因为研究就揭开旧伤。
沈知意同意。她合上本子，说今晚先休息。明天再去想具体怎么问。
傍晚灶台边，她炒完最后一锅茶。火候控制得比前几日稳。茶叶出锅时颜色均匀，香气沉而不散。洗完手，她回到小案前，重新看了一遍今日记录。
裴砚坐在对面，翻着笔记。他说这份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文字上。将来若有机会，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桃溪的茶是怎么一代代传下来的。不只是卖茶，是让人明白，为什么这一杯值得慢下来喝。
沈知意说：“我不想让人觉得这是迷信。”
“不是。”他说，“是民间对情感传递的一种理解方式。就像你写字，茶生纹路，没人解释得清原理，但它确实发生了。我们可以不定义它从哪来，只记录它存在过。”
她想了想，点头。
阿斑一直蜷在案角。这时抬起头，耳朵动了动。门外风起，桂花树轻轻响了一声。
他们都没出门看。屋里灯还亮着，纸页摊开，笔搁在边上。
第二天一早，沈知意起床后先去了祖屋。她坐到小案前，打开“桃溪茶事辑录”。昨天写下的总结还在。她翻到新一页，准备记录接下来的计划。
裴砚随后赶来，手里拿着一份清单。是他昨晚整理的可访谈对象名单。共七人，年龄都在七十以上，曾参与贡茶采摘或家族制茶。每人旁边标注了基本情况和注意事项。比如陈阿婆听力不好，需靠近说话；李老伯不愿提旧事，只能从技艺入手。
沈知意看了一遍，说可以先从赵奶奶开始。她住在村东头，性格温和，常来茶铺喝茶。上次提到年轻时采茶，眼神亮了一下。
他们商定由沈知意主问，裴砚记录。不录音，不用相机，只用笔写。尊重对方是否愿意说，说到哪停下都由老人决定。
计划写完，已是中午。阿斑趴在桌上，尾巴扫过纸边。它睁着眼，盯着两人中间的本子。
沈知意把本子合上，放进木箱。她说：“今天就这样。”
裴砚把资料收好。临走前，他回头看了一眼桂花树。树叶静止，阳光穿过枝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
他们走出院门，脚步声渐渐远去。
阿斑没跟出去。它留在原地，前爪慢慢按在木箱边缘。
箱子里，刚合上的本子，纸页翻动了一下。
最末一页，原本空白的地方，浮现出一行极细的小字：
“你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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