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关于《八佰》创作激情的余温尚未散去，团队成员们脸上仍带着被李扬描绘的“民族脊梁”故事所点燃的振奋。
然而，李扬的眼神却已从之前的炽热转为深不见底的沉静。
他挥手让助理关掉了投影仪上那张布满弹孔的四行仓库照片，仿佛要将那沉重的历史影像，更深地刻入每个人的脑海。
“一个好的故事胚子，固然难得。”
李扬的声音在寂静的会议室里响起，带着一种冷峻的审慎。
“但更关键的，是握住这把‘手术刀’的手，以及执刀者脑海中的方向不能错。”
“方向错了，再好的材料，也可能被雕琢成一件扭曲的、甚至背离初心的器物。”
他需要以更宏大的视野和更坚定的历史立场，来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影像战役划定清晰的边界，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歧途。
而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原时空里，那位曾执导《八佰》的导演——管虎，以及其创作中那股始终挥之不去的“别扭”感。
管虎对《八佰》的最终呈现，确实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根源，并非技术或才华的匮乏，而在于导演内心深处的立场摇摆与认知偏差，一种难以言说、却渗透在作品肌理中的创作视角的纠结。
那是一种微妙的心态，仿佛又想吃透爱国题材带来的巨大情感共鸣与市场红利，内心深处某些固有的认知却又无法真正认同、或无力完全驾驭其磅礴而纯粹的核心精神。
这种内在的撕裂感，使得作品在某些关键处，总透着一股让人不适的“别扭”。
要理解这种“别扭”，无需急于进入剧本内部，场外的几个细节便如同镜像，映照出管虎作为创作者的潜在立场。
其一，便是那场引发轩然大波的背手祭拜风波。
李扬清晰地记得那些网络上的照片。
管虎在祭拜“八百壮士”英烈纪念碑时，被拍到双手背在身后，姿态闲适，如同视察工作的领导，而非心怀敬畏的缅怀者。
这一不经意间的身体语言，瞬间引爆了公众对其是否怀有足够虔诚与敬畏之心的质疑。
祭奠英魂，何等庄严肃穆之事，如此姿态，轻慢之意，不言自明。
其二，则是他与国军将领孙元良后人的密切互动。
孙元良其人，在抗战历史中功过交织，其所属派系及个人一些争议行为，使得后世评价颇为复杂。
管虎却与之后人过从甚密，甚至在宣传期高调展示这种关联。
这并非简单的人情往来，它清晰地显示了导演在历史人物的情感倾向上，可能存在某种偏离主流价值叙事的偏差。
选择与谁站在一起，往往暗示着潜意识里认同哪一方的叙事逻辑。
然而，这些场外风波，尚属前奏。
真正险些从内部将《八佰》这个好故事彻底引向毁灭的，是那条在原始剧本中曾占据重要位置的 “日本记者”故事线。
这是管虎创作理念中那种“别扭”感的集中爆发。
管虎在原剧本里安排了一个由阮经天饰演的关键角色。
一位生活在苏州河对岸租界、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日本平民记者。
这个角色被赋予了极其“丰富”的内心戏和“高尚”的道德站位。
他被塑造成一个“良心未泯”的“好人”：
他反对日军的暴行，对战争充满厌恶，内心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矛盾与痛苦。
在剧本的高潮段落，他甚至因无法忍受目睹日军的残酷行径，独自跑到苏州河边，用日语对着对岸的日军阵地，激动地大声咒骂、控诉。
而这条故事线最荒谬、最令人匪夷所思的结局在于：
租界的中国民众，只听到他激昂地讲着日语，却不明其意，误判其身份，群情激愤之下，竟将这位“反战”的日本记者，当作间谍活活吊死。
难以置信。
这他吗是什么鬼设计？！
这条线，企图在四行仓库守军浴血奋战、展现民族不屈精神的极端情境下，生硬地塞入所谓的‘人性复杂论’，强行去塑造一个‘善良的、有良知的日本人’形象。
它将叙事焦点，从一个凝聚的、向上的、牺牲的集体主义悲歌，硬生生撕裂开来，插入一个个体化的、充满内心纠结的异国视角。
这与守军主线格格不入，严重割裂了影片应有的情感凝聚力和叙事完整性。
李扬的内心充满冷嘲。
管虎内在的创作思路，与当年路川在《南京！南京！》里，费尽心机去‘人性化’侵略者，试图展现鬼子兵‘内心挣扎’的视角，如出一辙。
他们似乎总有一种执念，认为不在敌人的阵营里找出一个‘好人’，就不够‘深刻’，不够‘高级’。
这条线若保留，《八佰》险些就变成了另一部《南京！南京！》，从歌颂‘我们的英雄’，滑向审视‘他们的复杂’。”
幸运的是，当时管虎的个人影响力与话语权尚不足以完全掌控全局。
八佰项目背后更具远见的关键资本方和审查机构，敏锐察觉到问题严重性，及时且强硬地介入，最终迫使删除了这一角色及其相关剧情。
这才避免了电影走向彻底的偏离，也在客观上，避免了管虎本人因此陷入更大的、足以葬送职业生涯的舆论漩涡。
否则，华娱圈又要多一位‘管虎太郎’了。
然而，《八佰》在市场上的成功，反而膨胀管虎本就偏差的自信。
随着《八佰》票房大获成功，管虎个人影响力与话语权急剧提升，这种失去制衡的创作倾向，在其后续作品中变本加厉地显现。
以《东极岛》 为例，再次揭示了关乎太郎的扭曲历史观。
在《东极岛》的创作相关访谈中，关乎太郎公开表示，他‘不相信那时的中国百姓会单纯出于善良而救助外国士兵’。
这种论调，何其荒谬，又何其傲慢！
他是以己度人，用他自己那颗在当下复杂社会中浸染的、充满算计与怀疑的心，去揣测甚至粗暴否定历史环境下，我们中国老百姓最朴素、最本真的善良与人性光辉！
我们的先辈，在那片饱受苦难的土地上，恰恰保留着人类最珍贵的恻隐之心。
他们救助落难者，可能仅仅因为那是‘一条命’，源于血脉中流淌的、最原始的仁慈。
这种基于最朴素人道主义的行动，被管虎那种充满‘现代性’怀疑的视角，玷污成了不可信、不合理的虚假叙事。
这也导致了他将又一个好端端的历史故事原型，拍成了让人如鲠在喉的‘恶心人的玩意’。”
管虎个人创作的失败，尚在其次。
最严重的危害在于，他玷污了那些珍贵的历史故事原型，扭曲了其中蕴含的真诚、善良与牺牲精神，这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基于真实历史记忆而形成的情感认同。
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亿万观众情感的亵渎。
李扬深吸一口气，将思绪从批判拉回自身的创作实践。
于是，他转身对办公室里的同仁们说道。
“我们要清晰且坚定《八佰》这个项目必须死守的三条铁律。”
“第一，清晰的史观立场。”
“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颂扬英雄、铭记苦难、彰显尊严。”
“影片的每一帧，都要服务于这个核心。”
“杜绝任何可能模糊焦点、混淆是非的所谓‘人性化’杂音，尤其是在对待侵略者的塑造上，必须保持历史的严肃性。”
“第二，纯粹的情感表达。”
“聚焦于八百壮士自身的英勇、恐惧、成长与牺牲，展现他们在绝境中如何凝聚成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所有的戏剧张力，都应源于他们内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而非引入无关的、扭曲的‘反思’视角带偏节奏。”
“第三，对历史与观众负责。”
“我们手握讲述如此重大历史题材的话语权，这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必须常怀敬畏之心，敬畏历史，敬畏那些逝去的英灵，敬畏脚下这片土地和亿万观众最真挚的情感。”
“我们不能，也绝不允许自己，成为历史的曲解者和情感的伤害者。”
他的话语，如同磐石，重重落下，为青锋影业的《八佰》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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