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春，大都城笼罩在一种微妙而紧张的氛围中。八十岁的忽必烈病重不起，寝殿外，诸王大臣各怀心事。四月十四日深夜，老皇帝弥留之际，突然紧握南必皇后的手，吐出最后遗诏：传位...真金之子...
铁穆耳跪在祖父榻前，接过传国玉玺时，双手不住颤抖。这位真金幼子时年二十九岁，眉宇间依稀可见父亲的温雅，却又多了几分草原儿女的刚毅。他抬头望向殿外，仿佛看见二十年前那个雪夜，父亲在东宫灯下教他读写《贞观政要》的身影。
孙儿必不负祖父、父亲所托。他在心中默念。
登基大典定在五月朔日。太庙前，新皇帝执玄圭告祭天地。当赞礼官念到嗣天子臣铁穆耳，敢昭告于皇祖考裕宗...时，他特意在二字上加重语气。这是经过礼部激烈争论后确定的庙号——《周书》云裕乃以民，正是真金一生所求。
大典次日，铁穆耳单独召见王恂。这位真金昔日的伴读如今已鬓发斑白，见到新帝第一件事便是呈上真金遗物：一册批注密密麻麻的《尚书正义》。
先帝在时，常以《无逸》篇自勉。王恂声音哽咽，临终前七日，犹在批注惠鲜鳏寡四字。
铁穆耳轻抚书页上已褪色的朱批，良久方道：朕欲续修《牧民正要》，请先生总其成。
是夜，新帝独坐便殿，将父亲遗留的奏疏一一重读。其中一份关于减免江南丝课的札子，边页已被摩挲起毛。铁穆耳提笔批红：此先帝遗志，着户部速议。
即位第三日，铁穆耳做出震惊朝野的决定：重新启用被忽必烈罢黜的汉儒张文谦，并任命其主持纂修《裕宗实录》。在第一次朝会上，他明确宣示：朕承太祖、世祖之基业，继先父之遗志。自今而后，当宽刑省赋，蒙汉共治。
塔即古余党当即发难：陛下初登大宝，岂可尽改祖制？
铁穆耳从容应答：昔裕宗在金莲川时，世祖尝问政道。裕宗对曰：蒙汉皆赤子，牧马与耕田，其理一也。此言犹在耳，何谓改祖制？
一席话说得群臣肃然。退朝后，伯颜私下赞叹：裕宗有子如此，可以含笑九泉矣。
追尊大典选择在真金诞辰日举行。太庙中门洞开，铁穆耳亲奉玉册金宝，上尊谥文惠明孝皇帝。当册文念至德配天地，仁及草木时，骤起清风，拂动庙檐铜铃，其声清越，恍若天籁。
礼成后，铁穆耳特命在真金昔年讲学的东宫明德殿设立裕宗影堂，供奉真金手书的《孝经》及常用文房。他又下诏将真金推行的社学制推广至各投下，令蒙古子弟与汉童同窗共读。
某日巡视国子监，见蒙古生员排斥汉学，铁穆耳召诸生谕曰：昔裕宗教朕：马上得天下，岂可马上治之？尔等当牢记。
元贞元年（1295），《裕宗实录》修成。在审阅理财之争章节时，铁穆耳亲笔添入一段往事：某日真金见阿合马增税奏章，夜不能寐，召王恂等商议至四更，终得减课三分，另筹盐引之策。
陛下何必详述此事？纂修官疑惑。
铁穆耳正色道：此方见裕宗仁政。非一味反对理财，但求取之有道。
这段记载后来成为后世研究元朝汉法派思想的重要史料。明代修《元史》时，宋濂等人在《裕宗本纪》后特意注明：其仁政虽未大行，然遗泽犹在。
大德年间，铁穆耳逐步推行其父未竟之志：设立蒙汉双语的各级官学，修订《至元新格》以缓和民族矛盾，又多次减免江南赋税。每逢重大决策，他必至裕宗影堂静思，仿佛在与父亲对话。
某年北疆旱灾，有大臣建议加征商税赈灾。铁穆夜召集群臣，取出真金遗物中一份发黄的《孟子》注疏，指着七十者衣帛食肉的批注说：裕宗尝言：牧民者当以养民为本。今若加税，岂非伤本？
最终他动用内帑赈灾，并严令禁止各级官吏趁火打劫。此事传至民间，百姓无不感念：真仁德天子也。
铁穆耳之后，元朝九帝皆真金血脉。虽然汉化进程屡经反复，但真金倡导的蒙汉共治理念，始终在帝国政治中若隐若现地延续。
至正年间，当元祚将倾，仍有儒臣在上疏中引用《裕宗实录》：裕宗尝云：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今四方动荡，正宜效法裕宗仁政...
甚至在元亡后，明朝修史者也不得不承认：元之治平，惟世祖、裕宗两朝最可称道。（《元史类编》）
如今，当我们重读《裕宗实录》，在那些程式化的记载背后，仍能感受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温度。书中记载的一个细节尤其令人动容：真金晚年病重，仍坚持每日晨起向大都方向跪拜，风雨无阻。
铁穆耳在实录序言中写道：先帝未尝一日忘治国，亦未尝一日忘孝道。此即《谥法》所谓慈惠爱民曰文继志述事曰孝
大都城的柳色年年新绿，真金亲手栽植的海棠也早已亭亭如盖。虽然他的理想终究未能完全实现，但那颗在金莲川萌芽的种子，终究通过铁穆耳及其后继者，在这片辽阔的帝国土地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正如近代史家所言：元裕宗之治，虽如昙花一现，然其融合蒙汉之努力，实为中华文明延续重要一环。这个评价，或许正是对真金一生最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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