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红大会的喜庆和拖拉机进村的兴奋劲儿还没完全过去，靠山屯就被另一件大事搅动了心思。这事儿年前就有风声，但那时大伙儿都忙着数钱、置办年货、围着新买的“铁牛”转悠，没太当真。直到正月十五过后，公社的正式通知下发到屯里，人们才猛地意识到，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公社给靠山屯分配了一个宝贵的“工农兵学员”推荐上大学的名额。
消息像一颗投入平静池塘的石头，瞬间激起了千层浪。
晚饭时分，秦建国家温暖的土炕上，刚满半岁的小娃娃在沈念秋怀里咿咿呀呀地挥舞着小手。秦建国扒拉着碗里的饭，眉头却微微锁着。
“通知你也看到了，”秦建国放下碗筷，对沈念秋说，“就一个名额。屯子里现在表面平静，底下怕是已经开了锅。”
沈念秋轻轻拍着孩子，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眼神依旧清亮：“是啊，大学……对农村娃来说，这是鲤鱼跳龙门的机会。谁家不盼着？咱们得慎重。”
秦建国现在是靠山屯的支书，老支书因为年纪和身体原因，渐渐退居二线，主要大事上帮着掌掌舵，具体事务都交给了年富力强的秦建国。这个推荐名额的处理，是对秦建国领导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对合作社凝聚力的一次检验。
“老支书下午找我聊了，”秦建国继续说，“他的意思，推荐标准要硬邦邦的，政治合格、劳动突出、有培养潜力，还得是咱屯子里土生土长、根子正的年轻人。程序要公开，让社员们评议，咱们支部和管理小组把关。”
沈念秋点头表示赞同：“是这个理儿。咱们合作社能搞起来，靠的就是公道。这个名额，也得办公道了，不能让大伙儿觉得偏了谁、向了谁，寒了心。”她顿了顿，看向秦建国，“咱们家是肯定不参与的，孩子还小，合作社这一大摊子事也离不开。咱们得避嫌，更要主动引导，把这件事处理好。”
秦建国握住她的手，用力点了点头。夫妻俩心里都清楚，这个看似光荣的任务，处理不好，就可能成为分裂合作社的导火索。
果然，没过两天，屯子里的气氛就明显不一样了。以往聚在一起唠嗑，说的多是种地、养殖、孩子，现在三句话不离“大学名额”。
符合条件的几家，更是暗流涌动。
孙卫东，民兵骨干，合作社的壮劳力，干活不惜力气，性格耿直火爆。他觉得自己政治过硬，劳动没得说，是强有力的竞争者。他爹孙老倔更是逢人便说：“俺家卫东，那可是贫农出身，根正苗红，给公社送公粮，扛麻袋他一人顶俩！”
李秀英的大儿子李向阳，高小文化，在屯子里算是个“知识分子”，人踏实肯干，也爱琢磨，沈念秋组织的学习班他次次不落，笔记做得工工整整。李秀英为儿子的事没少操心，悄悄找了几个相熟的姐妹，话里话外都是向阳如何爱学习、有上进心。
还有王老蔫家的闺女王彩凤，虽然是个姑娘家，但干活不输男劳力，性格泼辣，是铁姑娘队的队长，政治表现也很积极。
这几家原本关系都不错，现在碰了面，笑容里都多了几分客气和试探。社员们私下议论，也分成了几派，有支持孙卫东的，觉得他可靠；有看好李向阳的，觉得他有文化；也有觉得王彩凤不错的，巾帼不让须眉。
秦建国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他在合作社管理小组会议上严肃提出：“名额只有一个，想要的人多，这是人之常情。但咱们不能因为这个名额，把屯子里的和谐气氛搞坏了，把合作社的人心搞散了！支部和管理小组必须稳住，坚持原则，公平办事。”
他提议，立刻成立一个由老支书任组长，他自己、沈念秋（因其文化和协调能力被邀请加入）、民兵连长、妇女主任以及几位德高望重的老社员组成的推荐评议小组。首先，严格按照公社规定的条件，筛选出初步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名单，张榜公布。然后，组织候选人进行公开陈述，让社员们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抱负。最后，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民主评议，评议小组再根据评议情况和候选人一贯表现，集体研究提出推荐人选，上报公社。
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认为最大程度保证了公平公正。
名单很快张榜公布在了合作社大院的山墙上，孙卫东、李向阳、王彩凤等五六个年轻人的名字赫然在列。围观的人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公开陈述这天，合作社大院里挤满了人，比开分红大会还热闹。几个年轻人显然都有些紧张。孙卫东上台，憋得脸红脖子粗，翻来覆去就是“俺是贫农后代”，“俺有力气”，“上了大学一定好好学，不忘本”。虽然质朴，但也赢得了一些掌声。
李向阳准备得充分些，他谈到自己如何珍惜学习机会，希望能学到更先进的农业知识，将来回来建设家乡，让靠山屯的粮食产量更高，副业搞得更好。他的话条理清晰，目光中透着渴望。
王彩凤则声音响亮，表示“妇女能顶半边天”，她要去学机械，将来回来开拖拉机，搞农业机械化，为合作社出力。
每个候选人陈述完，台下都有各自的支持者鼓掌。气氛热烈，但也隐隐透着竞争的火药味。
陈述结束后，真正的较量才在台下展开。孙老倔为了儿子，开始更加卖力地四处游说，甚至私下里找到秦建国，塞过去一包自家种的烟叶，被秦建国严词拒绝，并批评了他一顿。李秀英也坐不住了，想着是不是该给评议小组的某位成员送点东西，但又怕弄巧成拙，心里七上八下。王老蔫则闷着头，只知道逢人便说自家闺女干活多么卖力。
流言也开始悄悄滋生。有人私下议论，说李向阳家祖上成分有点问题（其实是中农，被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不够“根正苗红”；也有人说孙卫东脾气太冲，脑子不够活络，上了大学怕跟不上课；还有人说王彩凤一个姑娘家，迟早要嫁人，推荐她是浪费名额。
这些闲言碎语传到当事人耳朵里，自然引起了不快。孙卫东差点跟传他“脑子笨”的人打起来，被秦建国厉声喝止。李向阳情绪明显低落了许多。王彩凤则气得直掉眼泪，觉得自己因为性别受到了歧视。
沈念秋看着屯子里这股暗流涌动的局面，心里十分焦急。她利用晚上扫盲班的机会，没有讲课，而是和来学习的年轻人，包括几个候选人，坦诚地聊了起来。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都想争取这个难得的机会。”沈念秋看着一张张年轻而渴望的脸，语气平和而恳切，“这是好事，说明咱们靠山屯的年轻人有上进心。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名额，就把咱们屯子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团结和信任给弄丢了。”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孙卫东、李向阳和王彩凤：“卫东有力气，正直肯干；向阳爱学习，有想法；彩凤不服输，有闯劲。你们都是咱们靠山屯的好青年，无论谁去，都是咱们屯子的光荣。但是，去了大学，不代表就一步登天；留在屯子里，也不代表就没有前途。咱们合作社正在发展，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开拖拉机需要人，搞科学种田需要人，管理账目、跑销路也需要人。重要的是，无论在哪里，都要把心沉下来，踏踏实实做事，为集体出力。”
她的话像一阵清风，稍稍吹散了弥漫在年轻人心头的焦躁和阴霾。孙卫东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李向阳抬起头，眼神重新变得坚定。王彩凤擦了擦眼泪，用力点了点头。
秦建国也加紧做各方面的工作。他找孙老倔和李秀英分别谈了话，严肃地告诉他们，推荐工作必须公正进行，任何私下里的“小动作”都是不允许的，不仅帮不了忙，反而会害了孩子。他又分别找孙卫东、李向阳和王彩凤谈心，肯定他们的优点，也指出他们的不足，鼓励他们无论结果如何，都要保持积极的心态，继续为合作社做贡献。
在老支书韩长海的坐镇下，评议小组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严格按照程序进行。社员大会那天，气氛庄重而热烈。大家对几位候选人的表现进行了认真的评议，既肯定了优点，也客观地指出了缺点。最终，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评议小组进行闭门研究。
会议开了很久，煤油灯的光亮一直持续到后半夜。每个人都充分发表了意见，争论很激烈。最终，综合考虑政治表现、劳动态度、文化基础、发展潜力和社员评议意见，评议小组艰难地做出了决定：推荐李向阳。
理由很充分：李向阳政治表现合格（中农成分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劳动积极，最重要的是有文化基础和学习热情，性格踏实稳重，适合继续深造，将来回村能更好地用知识服务合作社。孙卫东劳动突出，政治过硬，但文化基础稍弱，脾气急躁；王彩凤表现优异，但考虑到其性别和未来婚姻的不确定性（这是当时现实而无奈的考量），以及合作社当前对农业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最终选择了李向阳。
这个结果公布后，孙卫东虽然失落，但想到沈念秋和秦建国的话，以及自己确实在学习上吃力，也勉强接受了，只是闷着头狠狠干了几天活。王彩凤心里有些委屈，但妇女主任和沈念秋都找她谈了话，肯定了她的价值，鼓励她在合作社里继续发挥骨干作用，她的情绪也慢慢平复下来。孙老倔和李秀英虽然各自心里有些小疙瘩，但在大局和组织的决定面前，也没再多说什么。
李向阳一家自然是欢天喜地，对组织和乡亲们感激不尽。
名额风波看似平息了，但秦建国和沈念秋都明白，这件事留下的影响需要时间来消化。合作社的凝聚力经历了一次不小的考验，虽然最终保持了稳定，但也暴露了一些隐藏在团结表象下的个人利益算计和传统观念的影响。
秦建国在支部会上总结道：“通过这件事，咱们要吸取教训。以后遇到关系社员切身利益的大事，更要坚持原则，公开透明，做好思想工作。同时，也要让大家看到，留在靠山屯，跟着合作社干，同样有大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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