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窑洞内，中央军委的扩大会议正在进行，与会者除了几位主要领导人，还有各主要军区及军分区的司令员和政委。
张百川坐在靠前的位置，腰板挺直，听着其他同志关于当前各战场形势的汇报，偶尔在摊开的本上轻轻点划，似在印证或思考着什么。
主持会议的领导点了他的名：“百川同志，你刚从华东前线回来，那边的情况你最熟悉。你先说说，然后，我们很想听听你对全局，特别是对东北问题的看法。”
张百川点点头，合上本看向在场的众人：“各位领导、各位同志。那我就先汇报一下华东军区的情况。”
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如数家珍：“目前，华东军区编制充实，装备水平经过整合和鲁中兵工厂的补充，有了显着提升。步枪基本实现制式化，轻重机枪、迫击炮、步兵炮乃至山炮，都已配备到团、营一级。”
一位领导插话问道：“六十万人，弹药补给跟得上吗？”
“报告老总，这正是我要汇报的重点之一。”张百川带着自豪：“鲁中兵工厂，在德国工程师弗里茨·霍夫曼同志和咱们自己的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月产新式子弹已超过十五万发，复装子弹稳定在百万发以上。手榴弹月产十万枚，迫击炮弹和步兵炮炮弹的产量也在稳步爬升。”
“拿下青岛后，我们通过海上渠道，与美国商人约翰逊的合作，获得了关键的机床零件和特种钢材，兵工厂的产能和技术水平，还在持续提高。可以说，支撑当前规模的部队进行高强度作战，我们有了一定的底气。”
会场里响起一阵议论声，显然，华东军区的发展速度和质量，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期。
“好，家底厚实了，腰杆子就硬。”负责主持的人微笑着鼓励，“继续说。”
“是。”张百川话锋一转：“目前华东当面之敌，日军因兵力抽调和大规模扫荡屡次失败，已转为战略守势，依托主要交通线和城市固守。伪军士气低落。”
“反倒是国民党方面，摩擦不断，李仙洲部正向鲁西南挤压，需要我们保持警惕。我和张运逸、粟昱等同志初步研判，华东战场的重点，下一步应放在巩固现有根据地，打通与华中、中原的联系，并伺机向苏北、皖北方向发展，将山东、江苏、安徽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具体的作战预案，我们已初步拟定，待中央批准后实施。”
他顿了顿，知道重头戏来了：“关于全局，特别是东北问题，我个人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请中央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张百川组织着语言：“纵观全国抗战，华北、华中我军民已拖住了日军大量兵力，并逐渐转入反攻。但日寇实力犹存，其战争潜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北。东北，地大物博，工业基础相对雄厚，是日军所谓的‘生命线’和战略后方。关东军虽然部分被调往关内和太平洋战场，但其骨架仍在，实力不容小觑。”
他走到墙上悬挂的巨幅地图前，拿起指示棒，点在东北的位置。“我认为，抗战的最后胜负手，很可能就在东北。谁控制了东北，谁就掌握了未来的战略主动权。”
一位军事干部问道：“百川同志，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尽快派部队出关？”
“不，目前大规模出关条件还不成熟。”张百川摇头，语气果断：“关东军经营多年，防线坚固，我们缺乏大规模机械化部队，长途奔袭，攻坚能力不足，容易陷入消耗战。而且，华北、华东尚未完全巩固，后勤保障线过长，风险极大。”
“那你的设想是？”有人饶有兴趣地问道。
“我的想法是，‘经营巩固周边，渗透积蓄力量，等待战略时机’。”张百川的指示棒沿着热河、察哈尔、冀东一带划过：“首先，晋察冀、冀热辽军区应加大向东北边境地区的渗透力度，不是大兵团作战，而是以精干的小部队、武工队形式，建立隐蔽的交通线，发展群众基础，搜集情报，摸清关东军的布防虚实。”
“同时，我们在山东、华北，要加速军工生产，特别是要解决重型火炮和攻坚弹药的技术瓶颈。弗里茨同志正在攻关的新式火炮和穿甲弹，意义重大。”
他看向在座的负责经济和工业的同志：“还要秘密储备物资，尤其是粮食、药品、布匹、汽油，为将来可能的远距离机动做准备。这次在青岛，我们缴获和购买了一批西药和通讯器材，深感外部物资输入的重要性。可以考虑在胶东、辽东半岛之间，建立更可靠的海上秘密运输线。”
“其次，”他的指示棒移到地图上的中原地区，“必须加快中原、华东根据地的连片工作。只有华北、华东稳住了，我们才能无后顾之忧地考虑东北。”
“建议中央协调晋冀鲁豫、华东集中力量，打通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的广阔区域，将太行、太岳、冀鲁豫、苏北、皖北根据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战略整体。这样，既能进一步挤压华中日军，也能为我军未来可能的北上或东进，提供广阔的战略纵深和兵源、物资补充地。”
他放下指示棒，回到座位，总结道：“总之，对东北，现阶段应以政治渗透、情报搜集、力量积蓄为主，军事上避免过早暴露主力。一旦国际形势有变，或者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遭受更沉重打击，被迫进一步从关东军抽兵时，那就是我们的战略机会。届时，我们应以晋察冀、冀热辽为前进基地，以山东、华东为战略后方和兵力集结地，选择关键方向，以绝对优势的精锐兵力，迅速打开缺口，进入东北，与坚持在那里的抗联力量会合，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站稳脚跟，夺取战略资源。”
会场一片寂静，张百川的这番论述，不仅涉及军事，更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和长远战略，视野之开阔，思路之清晰，让在场许多人都陷入深思。
过了好一会儿，有人才缓缓开口：“百川同志，你这个‘等待战略时机’，具体指什么？又由谁来主导这个进军东北的战役呢？”
张百川沉稳回答：“时机在于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进展，特别是苏俄对日态度的明朗化，以及日军是否会被迫进行本土决战。至于主导……”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声音不高却异常坚定：“我认为，需要一个熟悉大兵团多兵种协同作战，拥有稳固战略后方支持，并且具备在复杂环境下果断决策能力的指挥员和指挥机构。”
“华东军区经过发展，在部队规模、装备水平、军工基础、干部储备方面，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当然，具体如何部署，必须坚决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战略决策。”
他没有毛遂自荐，但话语中的自信与担当，已然清晰。他描绘的不仅是一个军事计划，更是一个关乎未来中国命运的战略蓝图。
会议结束后，张百川走出窑洞，延安的夜风让张百川的头脑格外清醒。他知道，今天的一席话，可能已经为自己和华东军区，设定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目标东北。
当然，在此之前，他必须先彻底稳固华东，打造出劲旅。而此刻，他想起张云逸、粟昱、谢福治、陈榘、肖桦他们发来的关于部队整训和下一步作战设想的电报，脚步不由得加快了几分。他需要尽快回去，将脑海中的战略构想，一步步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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