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的轮回
第一章 麦田里的文凭
1976年的夏天，青石沟的麦子黄了。
十七岁的王德盛蹲在田埂上，眯眼望着刺眼的太阳。他刚在镇上读完初中——确切地说，是在镇上中学混了三年，毕业考六门课挂了五门，只有体育及格，还是因为体育老师是他爹的老部下。
“德盛！回家！”他爹王有福站在村口喊，声音在热浪里有些失真。
王有福是青石沟大队书记，五十出头，方脸浓眉，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风纪扣永远扣得严实。他身后跟着公社教育专干，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
“李专干来了，说你的事。”王有福语气平淡，但眼神里有不容置疑的威严。
王家堂屋里，电扇吱呀呀转着，吹不散暑热。李专干推了推眼镜：“王书记，德盛的成绩……实在太差。毕业证恐怕拿不到。”
“拿不到？”王有福点了支烟，“我儿子在镇上读了三年书，你说拿不到毕业证？”
“可成绩……”
“成绩不好是老师教得不好。”王有福吐出一口烟，“我听说镇中那个张老师，自己就是个‘臭老九’，他能教好学生？”
李专干语塞。那年月，“臭老九”三个字像道紧箍咒，谁也不敢沾。
“这样吧，”王有福弹弹烟灰，“毕业证我们不要了。但你得给我写个证明，证明我儿子在镇中读满了三年，完成了初中学业。文凭丢了，我们自己负责。”
“这……”
“有问题？”王有福抬眼看他，“我记得你爱人还在村里插队吧？想不想早点回城？”
李专干脸色变了。十分钟后，他写好了证明：“王德盛同志，于1973年9月至1976年7月，在青石镇中学完成初中阶段学习。特此证明。”落款盖章。
王德盛拿着那张纸，墨迹未干。他知道自己初中三年干了什么：逃课去河里摸鱼，在教室后排睡觉，考试全靠抄，最辉煌的战绩是把女老师的自行车胎扎了三次。
“爹，我要这干啥？”他问。
“干啥？”王有福把证明折好，放进抽屉，“给你找个饭碗。”
饭碗在青石沟小学。那是所典型的农村小学：三间土坯房，一个黄土操场，五个老师管六个年级——复式教学，一个教室坐两个年级的学生。
校长叫陈永年，四十五岁，民办教师出身，教了二十年书，说话轻声细语，永远穿着打补丁但干净的衣服。他接到公社通知时，正在给三年级讲《小英雄雨来》。
“新来老师？太好了！我们正缺人呢！”陈永年很激动，直到看见王德盛的档案——不，没有档案，只有那张证明，和公社教育组的介绍信。
“王老师……以前教过书吗？”
“没教过，但可以学。”王德盛说得理直气壮。他爹教他的：态度要端正，本事可以慢慢有。
陈永年安排了最简单的任务：教一年级数学和体育。数学课本上是一到十的认识，体育课就是带着孩子在操场跑圈。
第一堂课，王德盛站在讲台上，下面二十多个小脑袋仰着看他。他清了清嗓子：“今天学数数。一、二、三……”
“老师！”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手，“我早就会数到一百了！”
教室里哄笑。王德盛脸涨得通红，一拍桌子：“安静！”
孩子们吓住了。他继续讲课，但声音发虚，手心全是汗。下课后，他听见老教师在办公室议论：“王书记的儿子，啥也不会，来这混日子。”
混就混吧。王德盛想，总比下地强。
第二章 复式班的难题
青石沟小学最缺的是高年级老师。五年级和六年级合在一个教室，语文、数学、自然全由一个老师教，这叫“复式教学”。原来的老师病了，陈永年自己顶上，还要管全校行政，忙得脚不沾地。
“王老师，你能不能试试五年级数学？”一个月后，陈永年找他商量，“就教简单的，分数加减法。”
王德盛心里打鼓。分数？他自己都搞不清分子分母。但看着陈永年熬红的眼睛，他硬着头皮答应了。
那节课是灾难。
“把1\/2和1\/3相加，先要通分……”王德盛在黑板上写，写错了，擦掉重写，又错。底下学生开始窃窃私语。
“老师，你讲得不对。”一个瘦高男生站起来，是六年级的陈建军，陈永年的儿子，“应该找最小公倍数，6。”
王德盛脸上挂不住：“你上来讲！”
陈建军真的上来了，三下五除二讲清楚，还举了两个例子。学生们恍然大悟，看王德盛的眼神更微妙了。
课后，陈永年把儿子叫到办公室：“你怎么能当着全班的面让老师难堪？”
“可他讲的就是错了啊。”陈建军不服，“爹，你说过，教书要对学生负责。”
陈永年叹气。他何尝不知道王德盛水平差，但那是书记的儿子，能怎么办？
事情传到王有福耳朵里。第二天，他来了学校，背着手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陈永年办公室。
“陈校长，我听说德盛教学有点困难？”
“王书记，是这样的……”陈永年斟酌词句，“王老师很努力，但可能经验不足。高年级复式班确实难教，要不先让他教低年级？”
“低年级就不是教书了？”王有福坐下，“陈校长，我知道你辛苦。这样吧，我向公社反映，给咱们学校多争取两个民办教师名额。”
这是胡萝卜。陈永年眼睛一亮——学校太缺人了。
“但是，”王有福话锋一转，“德盛你得帮衬着。他是年轻人，要成长。你是老教师，多带带。”
这是大棒。陈永年听懂了潜台词：帮我儿子，有好处；不帮，没好果子吃。
那之后，陈永年开始“带”王德盛。其实不是带，是替他备课，替他批改作业，有时干脆替他上课——王德盛坐在教室后面“听课学习”。
老师们看在眼里，私下议论：“这哪是老师，这是祖宗。”
王德盛自己也别扭。他试过认真学，但翻开课本就像看天书。那些公式、定理、课文分析，在他脑子里搅成一团浆糊。唯一擅长的是体育课，带着孩子疯跑，把自己也跑得满头大汗。
“也许我真不是教书的料。”他对陈永年说。
陈永年拍拍他的肩：“别急，慢慢来。”
慢慢来，一年过去了。王德盛还是老样子，课讲不好，学生成绩上不去。家长们有意见了，虽然不敢明说，但送孩子来学校时，总叮嘱：“多听陈校长讲课，别的……听听就算了。”
第三章 进修学校的春天
1978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春雷滚过大地。青石沟小学的老师们沸腾了，特别是那几个民办教师——考上大学就能转正，就能吃商品粮，就能改变命运。
陈永年也心动。他四十多了，但还想试试。夜里备课到很晚，除了教课，就是复习。他儿子陈建军上初中了，成绩很好，说将来也要考大学。
只有王德盛无动于衷。高考？他连初中都没真正毕业，考什么？
但他爹有别的路子。一天晚上，王有福拿出一张通知：“县教师进修学校招生，培养小学教师。我给你报了名。”
“爹，我哪考得上？”
“不用考。”王有福点了支烟，“公社有一个推荐名额。你准备好，下个月去县里。”
王德盛懵懵懂懂地去了。进修学校在县城边上，几排红砖房，学生大多是民办教师，也有像他这样的“关系户”。课程设置很全：语文、数学、教育学、心理学……还有教学实践。
第一堂课是语文，讲朱自清的《背影》。老师叫李秀芹，三十多岁，声音温柔：“这篇文章为什么感人？因为它写的是最朴素的父子情……”
王德盛听不进去。他看着窗外，想着青石沟的河，想着摸鱼的日子。同桌是个女教师，叫周晓梅，民办教师，很认真做笔记，见他发呆，小声提醒：“认真听，要考试的。”
“考试？”王德盛回过神，“考不过怎么办？”
“考不过要补考，补考不过可能毕不了业。”周晓梅说，“不过你是公社推荐来的，应该没问题吧？”
她眼神里有羡慕，也有不易察觉的轻视。王德盛脸一热，翻开书假装看。
第一次期中考试，他六门课挂了五门。班主任找他谈话：“王德盛同志，你这个成绩……很危险啊。”
“老师，我基础差，但我在努力。”他说着套话。
“光说努力不行，要看结果。”班主任推推眼镜，“这样吧，我给你安排个补习小组，让周晓梅同学帮你。”
周晓梅成了他的“小老师”。每天晚上在教室，她给他讲题，从分数讲到方程，从比喻讲到修辞。她很耐心，但王德盛总是听不懂。
“这里，为什么x要移到等号另一边？”
“因为要解方程啊。”周晓梅叹口气，“王德盛，你当初怎么当上老师的？”
“我爹安排的。”他实话实说。
周晓梅不说话了。她来自更偏远的山村，当了八年民办教师，做梦都想转正。这次进修是她唯一的希望，她拼了命学习。而眼前这个人，轻轻松松就来了，却一点也不珍惜。
“你知道吗，”有一次，她突然说，“我们村小学就一个老师，管四个年级。他五十多了，一身病，但还在坚持。因为如果他走了，孩子们就没学上了。”
王德盛低头。
“当老师不容易，但很重要。”周晓梅合上书，“你既然来了，就认真点吧。不为别人，为自己。”
那天晚上，王德盛第一次失眠。他想起了陈永年熬红的眼睛，想起了陈建军在黑板前讲题的样子，想起了青石沟那些孩子——他们也许一辈子走不出大山，但读书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他忽然觉得羞愧。
第二天，他去找班主任，要求从最基础的补起。班主任很惊讶，但还是同意了，给了他一套初中课本。
那半年，王德盛真的努力了。白天上课，晚上补习，周末也不回家。周晓梅一直帮他，从初中数学补到高中入门。他还是笨，一个知识点要讲七八遍，但至少，他在学。
结业考试，他勉强及格。毕业论文是周晓梅帮忙修改的，题目叫《论复式教学在农村小学的应用》，里面很多观点其实来自陈永年的经验。
毕业典礼上，他拿到了结业证书。校长讲话：“你们是农村教育的希望，要扎根基层，奉献青春……”
王德盛看着手里的证书，有些恍惚。他真的能当个好老师吗？
第四章 校长的帽子
回到青石沟，王德盛发现学校变了。陈永年瘦了一圈，眼袋深重。原来，县里要求整顿民办教师队伍，要考核，不合格的辞退。陈永年五十岁了，精力不济，考核成绩平平。
“陈校长，你怎么不告诉我？”王德盛问。
“告诉你有什么用？”陈永年苦笑，“你好好教你的书就行。”
王德盛确实在努力。进修回来，他多少有了点底气，备课认真了，上课也不那么慌了。虽然还是讲不好高年级数学，但低年级语文能应付了。
但他爹不满意。
“混了两年，还是个普通老师？”王有福敲着桌子，“你看看跟你一起的，有的都当教导主任了。”
“爹，我真不是当官的料。”
“什么料不料的！”王有福瞪眼，“校长不一定教学最好，但要会管人，会办事。你会什么？连个老师都当不好！”
这话刺伤了王德盛。他想起周晓梅的话，想起那些苦读的夜晚，想起自己确实在进步——虽然慢，但真的有。
“我会学。”他说。
“学个屁！”王有福难得爆粗口，“明天我去学校，跟陈永年谈谈。”
这一谈，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第二天，王有福来到学校，正好碰上公社教育组来检查。组长姓赵，是王有福的老战友。两人在校长室关起门聊了一上午。
下午，全体教师开会。赵组长宣布：“经公社研究决定，为了优化青石沟小学领导班子，现做如下调整：陈永年同志不再担任校长，调任五年级语文教师。校长职务由王德盛同志接任。”
会议室死一般寂静。陈永年脸色煞白，嘴唇哆嗦，说不出话。其他老师面面相觑，有人愤怒，有人麻木，有人暗暗叹气。
王德盛自己也懵了。他看着父亲，王有福面无表情；看着赵组长，赵组长微笑点头；最后看向陈永年，那个教了他两年、替他备课、替他上课的老教师，此刻像棵被霜打的草。
“陈老师……我……”他想说什么。
“恭喜王校长。”陈永年站起来，声音嘶哑，“我服从组织安排。”
他走出会议室，背影佝偻。陈建军在门口等着，眼睛通红，狠狠瞪了王德盛一眼，扶着父亲走了。
散会后，王有福对儿子说：“好好干，别给我丢脸。”
王德盛坐在校长室里，看着陈永年留下的东西：一摞备课本，字迹工整；一支用了多年的钢笔，笔帽都磨亮了；还有一张全家福，陈建军笑得灿烂。
他忽然想哭。
第五章 校长的日常
当校长和当老师是两回事。
王德盛很快发现，他不需要教课了——至少不需要教主课。他负责“行政工作”：开会、填表、接待检查、安排课表。
教学的事交给了副校长，一个老教师，姓刘，很务实，不多话。王德盛乐得当甩手掌柜，每天在办公室喝茶看报，偶尔去教室转转，说几句“好好学习”的套话。
陈永年还在教书，教五年级语文。他很少来校长室，有事都找刘副校长。两人在走廊遇见，点头而过，无话可说。
学生们的成绩在下降。特别是数学，原来陈永年亲自抓，现在换了个年轻老师，经验不足，五年级的期末考试，数学平均分跌了十分。
公社教育组来检查，赵组长暗示：“德盛啊，成绩要抓一抓。虽然现在不以分数论英雄，但太差了不好看。”
王德盛着急，但他能怎么办？他自己都不会，怎么指导别人？他找来刘副校长：“老刘，你说咋办？”
“加强教研，多听课，多评课。”老刘说套话。
“那你组织一下。”
教研活动搞起来了，但流于形式。老师们轮流上公开课，评课时都说好话，谁也不得罪谁。王德盛坐在后面，听不太懂，只能跟着点头。
只有一次，陈永年上公开课，讲《草地夜行》。他讲得投入，声音时高时低，把红军过草地的艰险讲得淋漓尽致。学生们听得入神，连王德盛都被吸引住了。
评课时，王德盛想说点什么，但张口结舌，最后只说：“陈老师讲得好，大家要多学习。”
陈永年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
那天下班，王德盛在校门口遇见陈建军。小伙子已经上高中了，个子蹿得很高，冷冷地看着他。
“王校长，我爸病了，请两天假。”
“什么病？严重吗？”
“老毛病，气管炎。”陈建军顿了顿，“累的。教了二十年书，最后连校长都当不成。”
王德盛脸发烫：“建军，我……”
“你不用解释。”陈建军打断他，“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但你坐在那个位置上，就得担起责任。青石沟小学两百多个孩子，他们的前途，你担得起吗？”
说完转身走了。王德盛站在原地，很久没动。
夜里，他失眠了。想起陈建军的话，想起那些孩子，想起自己当老师的第一天，那个说他“早就会数到一百了”的小姑娘，现在该上三年级了吧？她学到了什么？
他爬起来，翻出陈永年的备课本。一本本看，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一课都详细标注：重点难点，教学方法，学生可能出现的错误……最后一本，停在五年级下学期，那是他被免去校长前备的课。
王德盛看着那些工整的字迹，突然明白了：陈永年不是不会当校长，他是太会教书，舍不得离开讲台。而他，王德盛，不是不会教书，是从来没真正理解“教师”两个字的分量。
第六章 转正的风波
1982年，民办教师转正的机会来了。县里给了一批指标，要考核，要评议。
青石沟小学有三个民办教师：陈永年、刘副校长，还有一个女老师。按照政策，教龄长、表现好的优先。
考核那天，公社来了五人小组。听课、查教案、看学生成绩、民主评议。陈永年的课得了最高分，教案最详实，学生成绩也最好——虽然他不当校长了，但教学一点没松懈。
评议会上，老师们发言踊跃。
“陈老师教了二十三年书，从来没请过假。”
“他带的班，语文成绩年年全公社第一。”
“上次他儿子考上县一中，家里穷，差点上不起，是陈老师借钱供的。这样的人不转正，谁转正？”
王德盛作为校长主持评议。他听着，心里不是滋味。按条件，陈永年应该第一个转正。但父亲前两天打电话：“转正指标金贵，要‘统筹考虑’。陈永年年纪大了，转不转正区别不大。你多考虑学校的长远发展。”
他懂父亲的意思：陈永年转正了，就更不好“管理”了。
该他发言了。全场安静，都看着他。
“陈老师……确实很优秀。”他斟酌词句，“但是，转正要考虑多方面因素。陈老师身体不太好，经常生病请假。作为骨干教师，这会影响教学连续性……”
他说不下去了。因为陈永年在看着他，眼神平静，但眼底有深深的失望。其他老师也看着他，眼神里有惊讶，有愤怒，有鄙夷。
“我的意见是，”王德盛硬着头皮说完，“刘副校长教龄也长，工作全面，更适合转正。”
最终结果：刘副校长转正。陈永年落选。
那天下午，陈永年交了辞职报告。
“为什么？”王德盛问。
“累了。”陈永年说，“教了二十三年，该歇歇了。地里活多，我得回去种田。”
“陈老师，你再等等，明年还有机会……”
“不等了。”陈永年笑笑，“王校长，祝你工作顺利。”
他收拾东西，只有一个小纸箱：几本书，一个搪瓷杯，那支旧钢笔。走出校门时，几个老教师送他，都哭了。
陈建军来接父亲，对王德盛说：“王校长，这下你满意了？”
王德盛无言以对。
陈永年走了，青石沟小学少了一根顶梁柱。五年级语文没人教，王德盛只好自己顶上——他不敢再让年轻老师上，怕成绩垮得更厉害。
他备了一夜课，准备讲《少年闰土》。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四十多双眼睛，他忽然想起陈永年讲这节课的样子：如何分析“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如何讲解“闰土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
他照猫画虎地讲，但总差着味道。学生们的眼神从期待到迷茫，到不耐烦。下课铃响时，他长出一口气，后背全湿了。
那晚，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还是十七岁，蹲在麦田里，陈永年走过来，递给他一本书：“德盛，读书能明理。就算你以后不教书，也要明理。”
醒来，枕头湿了一片。
第七章 教委主任的座椅
时间像青石沟的河水，不紧不慢地流。王德盛在校长位置上坐了十年。
十年里，他学会了应付检查，学会了写汇报材料，学会了在酒桌上和各级领导打交道。青石沟小学盖了新教室，通了电，有了操场——都是他“跑”来的项目。
教学呢？有副校长管，有年轻教师顶着。学生成绩不好不坏，维持在中游。家长们有意见，但不敢说——王书记虽然退了，余威犹在；王校长现在也是公社教育组的红人。
1992年，县教育局改组为教育委员会。需要一批“熟悉基层”的干部。王德盛被提名了——他爹的老关系还在运作。
考核很顺利：十年校长履历，进修学校结业证书（后来补办成了毕业证），几份“优秀教育工作者”奖状。虽然有人写匿名信反映他教学能力差，但“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任命下来了：青石沟公社教育委员会主任，副科级。
庆祝宴上，老同事们敬酒：“王主任高升！”“以后多关照！”
王德盛喝多了，去卫生间吐。看着镜子里的人：三十三岁，微微发福，眼神里有某种他讨厌的浑浊。他想起十七岁的自己，想起麦田里的夏天，想起那张伪造的证明。
“我配吗？”他问镜子。
没人回答。
新办公室在公社大院，宽敞明亮。手下管着全公社十几所中小学，几百号教师。他坐在真皮座椅上，看文件，开会，做报告。
报告都是秘书写的，他照着念。偶尔有专业问题，他含糊带过。底下有人笑，他装作没看见。
只有一次，去青石沟小学检查，他看见了陈建军——师范毕业后，他回母校当了老师，教数学。
“王主任。”陈建军礼貌而疏远。
“建军，你爸还好吗？”
“还好，种地，偶尔帮邻居孩子补补课。”陈建军顿了顿，“他说，当老师要对得起良心。”
王德盛脸一热。检查完，他单独留下陈建军。
“建军，当年的事……对不起。”
陈建军看着他，看了很久：“王主任，你知道吗？我爸辞职后，有段时间很消沉。但后来他想通了，他说，教育不是当官，是育人。他在家教那些穷孩子，分文不取，比当校长时还充实。”
“你爸是个好老师。”
“可惜好老师不一定有好结果。”陈建军语气平淡，“王主任，你现在管全公社的教育。希望你记得，每所学校里，都有像我爸那样的老师。他们可能一辈子当不上官，转不了正，但他们真的在教书育人。”
那天回公社的路上，王德盛一直在想陈建军的话。车窗外，田野碧绿，村庄安静。他突然想：如果当年当校长的是陈永年，现在的青石沟教育会是什么样？
没有答案。历史没有如果。
尾声 讲台上的轮回
2005年，王德盛五十岁。当了十三年教委主任，即将退居二线。
县里搞教育扶贫，要选派退休干部去偏远村小支教。他报了名，没人敢拦。
去的是最偏远的山坳村小学，只有一个老师，三个年级复式教学。老师就是陈建军——他主动申请来的，已经五年了。
两人见面，都有些感慨。陈建军头发白了，王德盛也老了。
“你怎么来了？”陈建军问。
“来赎罪。”王德盛说。
他住下来，给陈建军打下手。批改作业，辅导学生，有时也上课——教低年级语文，他还能应付。
第一天上课，他讲《小小的船》。孩子们睁大眼睛，听得很认真。下课时，一个小女孩说：“老师，你讲得真好。”
王德盛眼睛一热。三十年了，第一次有学生真心夸他讲课好。
晚上，他和陈建军喝酒。山里夜凉，星空璀璨。
“建军，我这辈子，最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你爸，一个是你。”
陈建军摇头：“都过去了。我爸临终前说，不怪你，是时代的错。”
“不，是我自己的选择。”王德盛喝口酒，辣得咳嗽，“我总想，如果当年我坚持不当校长，如果让你爸转正，如果……”
“没有如果。”陈建军给他倒酒，“王叔，你现在在这儿，就是最好的如果。”
支教结束那天，孩子们送他。那个夸他讲课好的小女孩递给他一幅画：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下面坐着学生。画得稚嫩，但真诚。
“老师，你还会来吗？”
“来，一定来。”
回县城的车上，王德盛看着那幅画，哭了。五十岁的男人，哭得像孩子。
他终于明白了：教育不是官职，不是文凭，不是关系。教育是讲台上的一支粉笔，是作业本上的一句批注，是孩子眼睛里的光。
而他，用了大半生，才走到真正的讲台前。虽然晚了，但总算来了。
车窗外，青山连绵。那些山沟里，还有无数个青石沟小学，无数个陈永年，无数个孩子在读书。
而他，曾经是那个体系的一部分。现在，他只想做一件事：让真正的老师，站在他们该站的位置上。
这很难，但他想试试。用余生，试试。
毕竟，讲台上的轮回，总该有个正确的方向。
而方向，从来不在官帽上，在良心间。（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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