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图书馆的蓝图尚在工部与格物院的绘图板上精心勾勒，另一项同样关乎帝国文脉与未来记忆的宏大工程，已在朱由检的授意下，于翰林院那座饱经风霜、充斥着墨香与陈旧纸卷气息的古老衙署内，正式启动。
这项工程，被皇帝钦定为《崇祯大典》。
旨意传到翰林院时，所引起的震动与波澜，远比筹建图书馆更为剧烈。对于这些终日与故纸堆为伴，以修史、草诏、诠释经义为职守的翰林学士、编修们而言，修撰“大典”本是份内荣光之事。然而，当他们聆听到皇帝对于这部《崇祯大典》的具体构想时，许多人的脸上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甚至惶恐不安的神色。
负责统领此事的翰林院掌院学士，是一位年过花甲、须发皆白的老臣，姓徐，以学问渊博、持身中正着称，但也以恪守成规闻名。他在接到详细谕旨后，枯坐良久，最终还是在几位核心成员的陪同下，怀着满腔的疑虑与谨慎，入宫面圣，希望能对某些“有违史法”的条款进行劝谏。
“陛下，”徐学士在文华殿内，对着御座上的朱由检深深一揖，声音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沉稳与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修史之事，关乎千秋功罪，万世评说，自有体例规制。历代‘大典’、‘类书’，如《永乐大典》，皆以汇编经史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为主，旨在‘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然陛下谕旨所言，此次修典，须‘详细记载格物、工程、农政、海运等各方面之成就’，且要‘为这个变革的时代立传’……老臣愚钝，窃以为，农政或可归入‘食货’，海运或可纳入‘邦计’，然格物、工程等匠作之术，乃至商贾之事，详载于国朝大典，是否……是否过于抬举，恐乱了史书之体统，混淆了本末之轻重？”
徐学士的话，代表了翰林院内相当一部分传统士大夫的心声。在他们看来，青史留名，当是帝王将相、圣贤大儒，至多加上忠臣孝子、节妇烈女。将水车如何改进、蒸汽机如何运作、战舰如何建造、甚至商税如何征收这些“器末之学”与“锱铢之利”，与圣贤之道并列于煌煌国典之中，简直是离经叛道，有辱斯文。
侍立在旁的几位翰林官员也纷纷低眉顺眼，显然内心赞同徐学士的看法。
朱由检看着下方这群代表着帝国传统学术最高殿堂的学者，心中并无太多意外。思想的转变，远比技术的引进更为艰难。他没有动怒，而是平静地反问：“徐爱卿，朕来问你，自朕登基这十数年来，我大明能一扫颓势，北定蒙古，东收台湾，南洋扬威，百姓渐安，府库渐盈，靠的是什么？”
徐学士微微一怔，谨慎答道：“自是赖陛下圣明烛照，励精图治，百官用命，将士效死……”
“还有呢？”朱由检打断他，目光如炬，“若无格物院研制之燧发枪、爆破火药，将士如何效死？若无改进之炼钢法、造船术，水师如何扬威南洋？若无新式农具、肥田之法，粮食何以增产，百姓何以渐安？若无银元券、市舶司理顺财货，府库何以渐盈？”
一连串的问题，让徐学士等人一时语塞。
“尔等皆读史书，”朱由检站起身，踱步到殿中，“可知为何我华夏文明，数千年间，治乱循环，却始终难以突破那一层无形的桎梏？为何虽有四大发明之智慧，却未能如泰西般催生出改天换地之工业革命？朕以为，其一便在于，重道轻器，将关乎国计民生、能实实在在富国强兵的‘实学’，视为奇技淫巧，排斥在主流学问与历史记载之外！使得无数能工巧匠的智慧结晶，随着朝代更迭、人事变迁而湮没无闻！”
他的声音在殿中回荡，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与力量。
“历史，不该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不该仅仅是文人墨客的雅集！历史，更应该是这天下苍生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运用智慧改造世界的真实记录！《崇祯大典》，要记载的，正是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不仅要记下朕与诸卿的决策，记下将士的功勋，更要记下宋应星是如何改良水锤，记下工匠是如何锻造出合格的蒸汽气缸，记下农人是如何培育出新稻种，记下商船是如何开辟新航路！这些，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脉搏，是帝国得以新生的根基！是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
他走到徐学士面前，语气放缓，却更加坚定：“徐爱卿，尔等修史，是为‘存真’，而非‘饰虚’。若这部大典，只记庙堂之高，不记江湖之远；只论道德文章，不论实学技艺，那便是失真的历史，是阉割了的记忆！后人观之，如何能真正理解我辈今日之奋斗？如何能汲取经验教训，继往开来？”
徐学士望着皇帝那灼热而充满期待的眼神，听着那振聋发聩的话语，苍老的面容上神色变幻，内心经历着激烈的挣扎。他固有的史学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皇帝话语中蕴含的磅礴气势与深远考量，又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震撼。
“陛……陛下之意，老臣……似有所悟。”他最终艰难地开口，声音沙哑，“只是……只是体例框架，具体如何把握，这‘实学’部分，与经史如何编排，尚需……仔细斟酌。”
“具体体例，可由尔等详议，朕不干涉过细。”朱由检知道不能一蹴而就，给予了余地，“但原则必须坚持：格物、工程、农政、海运、金融、律法变革等新政核心领域，必须设立专篇，详细记录其思想起源、关键技术突破、推行过程、利弊得失。可广泛征集格物院、讲武堂、市舶司、乃至各地出色工匠、农师的手稿、笔记、图册。可任命宋应星、以及一些精通实学的官员为编纂顾问。”
他顿了顿，补充道：“至于人手，翰林院若觉不足，可从新科进士中遴选通达实务者，亦可征召黄宗羲、顾炎武等虽年轻却思想新颖、关注世务的士子入翰林院，参与编修。”
这最后一点，更是意味深长。这不仅是编纂一部大典，更是借此机会，将新的血液、新的思想注入到帝国最传统、最核心的文化机构之中。
徐学士最终深深一拜：“老臣……遵旨。定当竭尽驽钝，领会圣意，组织人手，务求编撰出一部……不负时代，不负陛下的《崇祯大典》。”
走出文华殿，徐学士抬头望着湛蓝的天空，感觉脚下的土地和头顶的天空，似乎都与往日不同了。他知道，自己接下了一个极其艰难，却也可能是千古留名的重任。而翰林院，乃至整个帝国的史学观念，都将在编纂这部大典的过程中，经历一场深刻而痛苦的蜕变。
《崇祯大典》的编纂，不仅仅是在书写历史，它本身，也正在成为这场伟大变革的一部分，成为帝国试图重新定义文明、定位自身在历史长河中坐标的一次宏大尝试。历史的笔，终于开始尝试描绘那些创造历史，却长期被历史遗忘的“小人物”与“实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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