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北海的电报是傍晚时分送到楚风案头的。电文很简短，措辞克制，但字里行间那股被压抑的愤怒和冰冷的屈辱感，几乎要透过电报纸灼伤手指。楚风盯着那几行字，看了足足三遍，然后慢慢将电报纸折起，放进抽屉最里面。他没立刻发作，也没叫人来商议，只是走到窗前，望着外面逐渐黯淡下来的天光。
太原城的傍晚，炊烟四起，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和饭菜混合的味道。远处“大同钢铁”的烟囱依旧在吐着灰白色的烟柱，被晚霞染上一层暗红，像凝固的血痕。更远处，新建的工人新村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那是他许诺给这片土地的“安稳日子”的缩影。
可“鲛人号”遭遇的，是一盆从遥远海疆泼来的、带着冰碴子的冷水。
“领海……正常作业……”楚风低声重复着电文里的字眼，嘴角扯出一个没有任何笑意的弧度。这八个字，是章北海面对强敌探照灯和抵近威慑时，硬邦邦打回去的回应，也是他楚风必须死死扛住的底线。可扛住底线，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和电报里的几句狠话。
他感到一阵熟悉的疲惫，不是身体上的，而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扛着千钧重担跋涉了太久后的倦怠。海上、陆地、天空；军事、经济、技术；内部、外部……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无孔不入。而现在，根据地的内部，似乎也开始出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了。那声音不像敌人的炮火那样响亮致命，却像春天的湿气，悄无声息地渗透，让原本坚实的墙壁生出令人不安的霉斑。
这感觉，在他第二天上午参加“抗大”晋西北分校的一次“教育改革与发展座谈会”时，变得格外清晰。
座谈会设在学校简易礼堂里，说是礼堂，其实就是个大点儿的棚屋，用木板搭了个台子，下面摆着几十条长凳。墙上挂着马恩列斯的画像，还有楚风题写的“实事求是，自强不息”的横幅，墨迹已有些黯淡。参加会议的有学校的教员、行政干部，也有被“招贤令”吸引来的、背景各异的知识分子代表，甚至还有几位从基层工厂和农村选拔来进修的工农干部。
空气里弥漫着粉笔灰、旧木头和许多人挤在一起产生的微馊的体味。阳光从棚顶的缝隙和窗户射进来，形成一道道晃眼的光柱，光柱里无数灰尘在疯狂舞动。
会议前半段还算正常，讨论扫盲教材的修订、技术课程的设置、师资的培养。但当一个叫王明轩的年轻教员站起来发言时，气氛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王明轩大约三十岁，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洗得发白，但熨烫得十分平整。他是上海沦陷后辗转来到根据地的，据说是某个教会大学的学生，英文很好，对“西方先进教育理念”颇为推崇。
他发言的声音不高，但清晰有力，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试图以理服人的恳切：“……综上所述，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抗大’作为高级人才培养的摇篮，在‘现代性’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课程设置过于偏重实用技术和政治思想，忽略了通识教育、人文素养和世界眼光的培养。教材编写大多基于我们的‘土经验’，缺乏与国际先进科学文化成果的接轨。长此以往，我们培养出的，可能只是合格的‘技工’和‘战士’，却很难诞生真正具有创造性思维、能够引领未来国家建设的‘大师’和‘思想家’……”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几个同样有留学或大城市背景的教员微微颔首，表示赞同。而坐在前排的几位从红军时期走过来的老教员、以及那些工农干部代表，则皱起了眉头，有的低头在本子上划拉着什么，有的则直接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色。
王明轩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些细微的反应，或者察觉到了但并不在意，他继续阐述，语气甚至变得更加激昂：“比如，我们的工科教育，是否应该引入更多西方最新的工程理论和标准？我们的文科教育，是否应该开设真正的哲学、社会学、比较政治学课程，而不是仅仅学习几篇指定的文章？我们的学生，是否应该掌握至少一门外语，以便直接阅读外文资料，了解世界动态？闭门造车，只会让我们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楚长官常说‘自强不息’，我认为，真正的自强，必须建立在虚心学习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而不是固步自封，满足于眼前的‘土办法’和‘老经验’！”
“土办法”和“老经验”这几个字，他咬得有些重。会场里的空气凝滞了一瞬。
一位坐在角落、穿着洗得发白军装的老教员，忍不住咳嗽了一声，慢慢站了起来。他是“抗大”元老之一，姓陈，参加过长征，没留过洋，甚至没正经上过几年学，是在马背上和战火里学会认字和教书的。他脸膛黝黑，手上有厚厚的老茧。
“王教员的话，有些道理。”陈教员开口，声音沙哑，语速很慢，像是每个字都要在嘴里掂量一下，“学习外边的好东西，是该学。可是……”他顿了顿，浑浊但锐利的眼睛看向王明轩，“你说的那些‘哲学’、‘社会学’、‘比较政治学’，还有最新的‘工程理论’，它们……能立刻让咱们兵工厂的机床转得更快一点吗？能让地里的小麦多打几十斤吗？能让前线战士手里的枪打得更准、炮打得更远吗？”
他问得很朴实，甚至有些“土气”，却像一把钝刀子，直接切中了要害。几个工农干部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王明轩推了推眼镜，试图保持风度：“陈教员，教育不能如此功利和短视！基础学科的建设和人文素养的培育，是为长远发展奠基！这就像盖房子，不能只想着快点封顶住人，不打牢地基……”
“地基？”陈教员打断了他，语气依然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咱们现在这‘房子’，是在鬼子的轰炸和围剿的废墟上，一砖一瓦重新垒起来的。垒的时候，头上可能就有飞机扔炸弹，旁边可能就有敌人打冷枪。你告诉我，是先照着洋图纸琢磨怎么打一个特别漂亮、特别牢固、一百年不倒的地基，还是先弄个能挡风遮雨、让乡亲们和伤员有个地方栖身的棚子？”
他环视会场，目光扫过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面孔：“王教员，你们有学问，见过世面，这是好事。可你们也得看看脚下这片土地，看看咱们现在是个啥光景。外头的人，卡着咱们的脖子，不想让咱们喘气。咱们的学生，很多是昨天还在田里种地、在战场上拼杀的战士，他们最迫切的，是学会怎么操作机器、怎么修理枪炮、怎么管理合作社、怎么给群众讲明白咱们的政策！你跟他们讲康德、讲黑格尔、讲莎士比亚？他们听得进去吗？他们需要吗？”
“这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这是视野和层次的问题！”王明轩有些急了，脸上泛起红潮，“如果我们只培养实用人才，忽略思想启蒙和完整人格的塑造，那么我们建设起来的，很可能只是一个更有效率的……工具集合体，而不是一个真正现代的、文明的国度！这和我们反对的旧社会、旧军队，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从‘忠于长官’变成了‘忠于任务’而已！”
这话就有些重了，甚至隐隐触及了一些根本性的争论。会场里顿时响起一片压抑的惊呼和交头接耳声。几个老教员的脸色沉了下来。陈教员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一时没找到合适的话，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坐了回去。
楚风坐在主席台一侧，一直安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一支铅笔。他脸上没什么表情，甚至在那句“工具集合体”出来时，眉毛都没动一下。直到会场里的议论声越来越大，主持会议的校长有些无措地看向他时，他才轻轻放下了铅笔。
铅笔落在木质桌面上，发出“嗒”的一声轻响。声音不大，但在逐渐嘈杂的会场里，却奇异地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他。
楚风没站起来，他只是微微向前倾了倾身体，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目光平静地看向台下有些激动又有些不安的王明轩。
“王先生，”他开口，声音不高，带着点刚处理完军务的沙哑，却清晰地传遍会场的每个角落，“你刚才说的‘现代性’，还有‘思想启蒙’，‘完整人格’，这些词儿，都很好，很……高级。”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词句：“我在想，你所说的‘现代性’，是让咱们的娃娃，从小都学英文，读莎士比亚，讨论柏拉图，然后看着咱们的工厂因为缺图纸、缺零件而停工，看着咱们的战士因为武器不如人而流血，看着咱们的老百姓因为粮食不够而挨饿——这样的‘现代性’吗？”
王明轩想辩解：“楚长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长远……”
楚风摆摆手，打断了他，语气依旧平稳，甚至带着点探讨的意味：“我知道，王先生是忧国忧民，眼光长远。这没错。咱们确实不能只看眼前，得想着将来。可是王先生，你想过没有，咱们的‘将来’，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现在’之上？”
他指了指窗外，远处钢铁厂的烟囱依稀可见：“如果咱们的‘现在’，是连一颗合格的螺丝钉都要靠手工去磨，是连一条安全的出海通道都要用木船去拼，是连头顶的天空都可能随时落下敌人的炸弹——在这样的‘现在’里，你告诉我，咱们最急需的‘现代性’，是什么？”
他的目光扫过全场，扫过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也扫过那些满脸风霜的工农干部：“是让每个人都变成学贯中西的哲学家，还是让更多的人，变成能操作机器、能改良种子、能守住阵地的实干家？是急着去争论哪种‘主义’的条文更优美，还是先想办法，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不再饿肚子，不再受欺辱，能挺直腰杆说一句‘这是咱中国的地方’？”
会场里鸦雀无声。只有棚顶缝隙透下的光柱里，尘埃依旧在无声地飞舞。
“我不反对学外文，不反对读经典，更不反对思想启蒙。”楚风的声音低沉下来，却更加有力，“但这些，都得排在‘活下去’，并且‘活得像个人’的后面。咱们现在要的‘现代’，不是咖啡馆里高谈阔论的现代，不是书斋里皓首穷经的现代。咱们要的，是能立刻让地里多打粮、让工厂多出活、让枪子儿更准、让腰杆更硬的‘现代’！是能让咱们的孩子，将来有条件、有底气，去安心学莎士比亚、去研究相对论的‘现代’！”
他看着王明轩，眼神里没有责备，只有一种深沉的、近乎疲惫的理解：“王先生，你从上海来，见过十里洋场的繁华，知道什么是‘现代生活’。可你得低下头，看看咱们脚下这片黄土，闻闻这空气里的焦烟味和汗水味。这里的‘现代’，得从土里长出来，从血汗里熬出来，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挣扎里拼出来。它可能不优雅，不‘标准’，甚至看起来有些……土气，有些笨拙。”
他顿了顿，最后说道：“但这就是咱们的‘现代’。一条别人没走过，或者走了也不告诉咱们该怎么走的路。咱们只能摸黑，自己趟。在这条路上，有用的，甭管是洋办法还是土办法，咱都捡起来用；没用的，甭管听起来多好听、多‘现代’，咱都得先放一放。因为咱们输不起，咱们身后，是亿万双盼着咱们能成的眼睛。”
说完，他靠回椅背，不再言语。会场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王明轩站在那儿，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眼镜片后的眼神复杂地变幻着，有不服，有思索，也有被触及到某种真实后的震动。其他知识分子们也陷入了沉思。而工农干部们，则明显松了口气，看向楚风的目光里充满了信赖。
会议后来怎么散的，楚风没太在意。他只是觉得累，一种从心底泛上来的疲惫。走出那间闷热的棚屋，春末傍晚的风吹在身上，带着凉意，让他精神微微一振。
方立功跟在他身边，低声道：“团座，王明轩的话，虽然偏激，但也代表了一部分新来知识分子的想法。快速发展，各方面人才涌入，思想难免杂乱。这‘家里’的杂音，恐怕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楚风望着天边最后一抹暗红色的晚霞，点了点头：“是啊，树大了，招风。内部长虫子，也难免。堵不如疏，但底线要守住。告诉‘谛听’和宣传部门，密切关注思想动态，对那些真心实意来建设、只是暂时水土不服的，要加强引导，用事实说话。对那些……别有用心，或者干脆就是来搅混水的，”他声音冷了下来，“也要心里有数。”
方立功记下，犹豫了一下，又问：“那教育改革的事……”
“按计划推进，但要加强实用性，强调与生产、战斗的结合。”楚风迈步向前走去，脚步有些沉重，“王明轩有句话没说错，咱们不能只培养‘工具’。但首先，咱们得先有足够多、足够好的‘工具’，把房子盖起来，把强盗赶出去，把饭碗端稳了。然后，才有资格，去谈怎么让住在房子里的人，活得更有‘思想’，更有‘人格’。”
他走了几步，忽然停下，回头看了一眼“抗大”校园里那些在暮色中匆匆走动的、穿着各异却同样年轻的背影。
“希望到那一天，”他轻声说，像是在对自己说，“咱们今天流的汗，吃的苦，受的憋屈，都能值得。”
晚风卷起地上的尘土，打着旋儿，掠过空旷的操场，吹向更深的暮色之中。远处，工人新村的灯火，又亮起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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