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县暂归平静，但杜明远与石磐心头那根弦却绷得更紧。县衙日常运转如常，春耕秋收，市井喧嚣，然而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感，已悄然弥漫在知情者的眉宇之间。石磐更是时常独坐书房，摩挲着那枚冰凉的蟠龙玉佩，心中波澜起伏。欧阳恩师的遗稿、曹如意的暗示、赵千的坦言，以及王巡按那探究的目光，交织成一幅巨大而模糊的画卷，关乎他的出身，更关乎平安县的命运。
十余日后的一个黄昏，一骑快马踏着夕阳余晖，驰入平安县城。骑手风尘仆仆，并未前往县衙投帖，而是径直入了城西一家不起眼的客栈。片刻后，客栈伙计送来一个看似普通的食盒至石磐住处，言称是客人预订的酒菜送错了房间。石磐心领神会，接过食盒，于室内僻静处打开夹层，果然取出一枚蜡封甚固的细小竹管。捏碎蜡封，倒出一卷薄如蝉翼的素笺，其上字迹细小而清晰，正是曹如意那独特的、略带章草风格的笔迹。
信极短，无抬头，无落款，仅有寥寥数语：“树大招风，王奏已达天听。阁部有议，言尔县‘自成一格，非国家福’。矛头所向，非止杜公，亦在杂家。风雨将至，尔当自省，慎言慎行，早备退路。京中耳目杂，勿再通音问。” 每一个字，都像一块冰冷的石头，砸在石磐心上！王巡按果然动手了，而且其奏疏的定性如此险恶——“非国家福”！这已非寻常的政见不合或官员倾轧，而是足以抄家灭族的严重指控！更可怕的是，曹如意明确点出，朝中阁部重臣已就此进行讨论，且矛头不仅指向杜明远，也指向了他曹如意本人。这意味着，平安县已不再是地方事务，而是被卷入了中央最高层的权力博弈漩涡之中！
石磐立刻意识到，最大的危机，并非来自王巡按个人的好恶，而是源于一种更深层的政治逻辑：一个高度自治、民心凝聚、经济自足且可能与宫内势力有牵连的地方实体，在中央集权的帝国体系中，本身就是一种“原罪”。无论其治理得多好，只要它显示出任何“脱离控制”的迹象，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皇权与官僚体系共同警惕和打击的对象。杜明远的能干与清廉，平安县的富足与安定，在此刻非但不是功绩，反而成了催命符！而曹如意这封密信，看似提醒，实则也是一种撇清和警告——他自身可能也因此事承受压力，让石磐早作准备，实则是暗示他不要连累自己。
石磐不敢怠慢，即刻携信密见杜明远。烛光下，杜明远阅毕信笺，沉默良久，脸上并无太多意外之色，反而有种“该来的终究来了”的释然。他轻叹一声：“曹公公此言不虚。平安县这些年，虽力求在规则内行事，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以往仰赖欧阳公在世时清流护持，或有些香火情面；如今欧阳公仙去，朝中格局大变，觊觎银矿者、忌惮曹公公者、乃至单纯看不惯我这‘强项令’者，正可借此机会，群起而攻之。王巡按之奏，不过是个引子罢了。”
“杜伯伯，那我们现在该如何应对？”石磐心中焦虑。杜明远目光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缓缓道：“曹公公让我们‘早备退路’，此言大有深意。这‘退路’，或许有几层含义。一则是为你我自身安危计，需做好最坏打算；二则，也是要我们设法保全平安县这方基业，勿使百姓受牵连。为今之计，首要在于‘静’与‘散’。”他详细分析：“静，便是以静制动。外界任何攻讦，暂不回应，一切县务如常，不给人口实。散，便是要悄然化解平安县这‘铁板一块’的印象。可适度让账目显得‘正常’些，甚至可主动上报些无伤大雅的‘困难’；织坊、矿厂与外界的联系，也可更‘透明’几分。总之，要让人感觉平安县仍在朝廷牢牢掌控之中，并无特别之处。”
然而，两人都心知肚明，这只是权宜之计。风暴的根源，在于权力顶层的博弈和那份对“失控”的天然恐惧。最大的危机，并非某个人、某道奏章，而是整个帝国体制对“异类”的排斥机制。平安县的命运，已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系于京城那场看不见硝烟的争斗结果。曹如意能否顶住压力？朝中是否还有能为平安县说话的力量？皇帝对此事的态度又会如何？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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