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北宋·名臣）：“其‘破弊’之志与我同，其‘行事’之法我当议”
“我写‘先天下之忧而忧’，所求不过‘革弊政、安百姓’，这与王安石的初心本是同路。他见北宋‘三冗’积弱，敢站出来推新法，这份‘不避权贵’的勇气，比那些‘明哲保身’的官员强太多，我打心底佩服。
但他做事太‘急’太‘偏’：庆历新政时，我推改革，先‘整吏治、选贤才’，慢慢来、稳着走，哪怕失败也没扰了民生；他倒好，一上来就强推青苗、募役诸法，不管地方能不能接、百姓能不能受，最后把朝堂搅成‘新党旧党’，斗得你死我活。若他能学‘循序渐进’，多听不同声音，或许变法不会落得这般下场。”
朱熹（南宋·理学家）：“其‘救时’之念可谅，其‘学术’之失当批”
“我讲‘存天理、灭人欲’，治世当以‘儒家义理’为根本。王安石却以‘新学’治国，说‘义者，利也’，把‘求利’当成‘治国核心’，这是混淆了‘义利’，背离了孔孟之道——国家固然要‘富’，但更要‘教民以义’，若只重‘利’不重‘义’，百姓只会‘逐利而忘本’，天下哪能安稳？
他变法的问题，根源在‘学术偏差’：因信‘新学’，才会搞‘与民争利’的新法；因轻‘义理’，才会听不进‘守旧派’的劝。后世学者当明辨：‘救时’需‘循义’，若为‘救时’而背离儒家根本，再急的变法，也只会‘治标不治本’，甚至‘祸国殃民’。”
王阳明（明代·思想家、官员）：“其‘知行’未合一，其‘初心’终难成”
“我讲‘知行合一’，主张‘知善即行，行善即知’——改革的根本，是‘知百姓之苦，行利民之策’。王安石虽知‘北宋积弊’，却没‘知百姓承受之限’；虽行‘变法之策’，却没‘行因地制宜之法’，这是‘知行脱节’，难怪新法会‘好经念歪’。
他若懂‘心学’，便该知道：青苗法好不好，得看百姓认不认可；募役法行不行，得看地方能不能落地，而非‘坐在朝堂拍脑袋决定’。我当年平宁王之乱、治南赣匪患，都是‘先察民心，再定对策’，哪会像他这般‘强推硬干’？他的失败，说到底是‘没把百姓放在心上’，只把变法当成‘实现理想的工具’，这哪是‘知行合一’，分明是‘知而不行、行而不知’。”
李鸿章（晚清·名臣）：“其‘遇主’之幸我难及，其‘干事’之苦我深知”
“我办洋务、推新政，一辈子在‘替君受过’，最懂王安石‘变法之难’——他有宋神宗‘全力支持’，我却只有慈禧‘半推半就’；他面对的只是‘士绅旧党’，我却要应对‘列强环伺、朝堂掣肘’，比他难百倍。
但他的‘刚愎’，我却不敢学：他听不进司马光、苏轼的劝，把能臣推到对立面；我却得‘忍辱负重’，哪怕被骂‘卖国贼’，也得跟曾国藩、左宗棠联手，不然洋务连‘推一步’都难。他的‘干事’之苦，我感同身受；他的‘失策’之痛，我也引以为戒——改革不是‘孤胆英雄的戏’，得‘会妥协、能联合’，不然再大的理想，也会被‘孤立无援’击垮。”
李斯（秦朝·丞相）：“其‘集权’之念可嘉，其‘无术’之失当惩”
“我辅始皇帝定天下，靠的是‘律法为纲、君权独断’，王安石想借青苗法、市易法把财权收归官府，跟我‘强干弱枝’的思路一致——他懂‘国家需掌控资源’，比那些‘放任豪强坐大’的庸臣强。
但他太‘无术’：既没定严法防地方官‘乱改新法’，又没靠君权压下‘旧党反对’，反倒让‘新党内斗’‘百姓抱怨’，把好事办砸。我当年推郡县制、统一度量衡，靠‘严刑峻法’保执行，靠‘君权独断’平异议，哪会像他这般‘束手束脚’？若他在秦朝，早按《秦律》治个‘办事不力’之罪，先让他学‘驭下之术’，再谈变法。”
海瑞（明代·清官）：“其‘为民’初心与我同，其‘妥协’之失我不齿”
“我一生敢怼权贵、敢骂皇帝，只为‘护百姓、守公正’，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想法，本与我心思相通——他想帮农民避高利贷，想让豪强少占利，这份初心没错。
但他太‘妥协’：见宋神宗犹豫就‘罢相’施压，用吕惠卿这种‘争权小人’也不察觉，最后‘新法变味’‘百姓受苦’，却只会‘退守江宁’。我当年上《治安疏》，明知会触怒嘉靖，也敢硬刚；哪怕被贬海南，也没忘‘替百姓说话’。王安石若有我一半‘刚直’，早查了那些‘乱推新法的官’，早拒了那些‘投机的人’，哪会让变法落得‘伤民’的骂名？”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其‘救时’之勇可赞，其‘短视’之弊可鉴”
“明末‘积弊’深似北宋，我深知‘改革需破局’，王安石敢无视‘祖宗之法’，硬推新法救宋，这份‘不避风险’的勇气，比那些‘空谈义理’的理学家强——他是‘真敢干事’的人，不是‘混日子的太平官’。
但他的‘短视’太致命：只盯着‘财政增收’‘军事变强’，却没看到北宋‘土地兼并、皇权失控’的根本问题；只靠‘官府强推’，却没‘唤醒民间力量’，最后新法随宋神宗去世而废，连‘一点根基’都没留下。明末若学他‘治标不治本’，再多次变法也救不了天下。王安石的教训告诉我们：改革得‘看长远、触根本’，不然再热闹的变法，也只是‘昙花一现’。”
张之洞（晚清·洋务派代表）：“其‘务实’之劲我当学，其‘不谙时势’之失我当戒”
“我推‘中体西用’，讲究‘办实事、强国家’，王安石‘不玩虚的、敢搞变法’的劲，跟我思路一致——他搞科举改革选实用人才，搞水利促农业，都是‘实打实的事’，比晚清那些‘只会写奏折唱赞歌’的臣子强。
但他‘不谙时势’：没看清北宋‘士绅势力庞大’，硬推新法把他们全得罪；没察觉‘新党内部复杂’，用了人却管不住，最后‘内斗毁法’。我办洋务，一边搞工厂，一边‘安抚士绅’；一边用人才，一边‘防他们争权’，哪会像他这般‘顾头不顾尾’？王安石的经历提醒我：改革得‘懂时势、会平衡’，不然再大的本事，也会被‘旧势力’‘小人’拖垮。”
梁启超（近代·思想家）：“其‘先知’之明我敬，其‘生不逢时’之憾我怜”
“我写《王安石传》，就是想为他‘翻案’——他的青苗法是‘近代国家信贷的雏形’，市易法是‘早期宏观调控的尝试’，科举改革是‘选实用人才的先声’，这些想法比西方早了几百年，是‘超越时代的先知’。
但他‘生不逢时’太可惜：北宋‘士绅阶层顽固’，没人懂他的‘先进理念’；宋神宗虽支持，却没‘顶住压力’的魄力；连苏轼、司马光这些‘能臣’，也因‘守旧’反对他。若他生在近代，有‘民主制度’护改革，有‘科学思想’助执行，哪会落得‘奸臣’的骂名？王安石的遗憾，是‘理想超前于时代’的悲哀，也是所有‘先驱者’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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