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十七年夏，在止兵休整国策下，新复的益州大地渐显生机。成都平原稼穑遍野，都江堰水渠经整修后复涌清流，市廛渐复旧观。汉军经过整编休憩，士气饱满，甲胄鲜明。然在一片复苏景象中，潜流暗涌。北疆，晋荆州都督羊祜、陇右都督杜预所部厉兵秣马，烽燧严备；东南，吴镇军大将军陆抗大军仍屯驻西陵，舟师巡弋江陵，虎视眈眈。蜀汉虽据有益州，然北有强晋，东临巨吴，仍处四战之地。当此之时是满足于“据有益州”，与吴、晋形成新的“三足鼎立”之局，暂求偏安？还是秉持“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终极理想，待机而动？这一根本性的战略定位问题，关乎国策走向、资源分配与外交方略，在永昌与成都的朝堂之上，引发了深层次的激烈辩论。划江而治作为一个现实而诱人的选项，被悄然提及，其背后是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成都旧宫修缮未毕，皇帝刘禅于偏殿召集重臣议事。与会者除卫将军诸葛瞻、大将军姜维、安南将军霍弋、秘书令郤正、大司农张质等核心班底外，尚有新近自永昌抵达、熟悉东南事务的靖海将军陈舟，及以李歆为代表的部分益州归附士人。气氛看似平和，然议题沉重。
光禄大夫谯周持笏率先发言，语气恳切：“陛下！今我大汉克复旧都，益州重光，此乃上天庇佑。然，连年征战，士卒疲敝，百姓渴安。观天下之势，晋据中原，带甲百万，吴有江东，舟楫千里。我今虽得蜀地，然户口不及晋吴十一，府库空虚。当此之时，莫若效仿汉光武据河内故事，先固根本。巴山蜀水，天险可恃。可遣使通好东吴，重申盟约，共抗强晋。我则闭关息民，奖励耕战，待天下有变，再图进取。此‘划江而治’，保境安民之策，实为老成谋国之道也。” 其言代表了朝中日益强大的保守思潮，渴望安定，对北伐中原信心不足。
然而，此言一出，大将军姜维勃然变色，出列抗声道：“谯大夫此言差矣！划江而治是何言也！昔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武侯六出祁山，志在混一宇内，光复旧物。今陛下神武，将士用命，方得重返故都，岂可效刘璋坐守之愚，画地自限？晋室篡逆，天下共愤，我握中兴之柄，正宜蓄锐振威，北出秦川，以讨国贼！若苟安一隅，纵能暂保数年，然坐视晋寇消化北方，吴人经营东南，待其势大，则蜀地必为鱼肉矣！维虽老迈，愿为前驱，死而后已！” 其声若洪钟，充满了不灭的北伐之志与深刻的危机感。
安南将军霍弋亦附和道：“大将军所言极是！吴人反复，不可恃以为盟。昔年袭我荆州之痛，犹在眼前。今我据长江上游，正可造楼船，练水军，他日顺流而下，收取荆州，乃天然之势。岂可自缚手脚，与虎谋皮？”
双方争执不下，李歆等益州士人则倾向谯周之议，言蜀中疲敝，需与民休息；陈舟则从水军角度认为，与吴维持表面和睦利于争取时间打造舟师；郤正、张质等多从实务出发，认为当前国力确难支撑大规模北伐，然亦不主张完全放弃进取。朝议纷纭，莫衷一是。
所有人的目光，最终聚焦于端坐御榻、沉默良久的皇帝刘禅，以及侍立其侧、凝神静思的卫将军诸葛瞻身上。历经磨难，刘禅已非昔日阿斗，他深知此议关乎国运。他缓缓开口，声音沉稳中带着一丝探询：“诸卿所论，皆为国谋。谯大夫欲安民，姜将军欲进取，各有其理。然，国之大政，需统筹全局。卫将军，朕常闻‘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当此局面，我朝于天下，当持何策？这‘江’该如何‘划’？”
诸葛瞻深吸一口气，走到殿中悬挂的巨幅天下舆图前，目光扫过中原、江东、益州，沉吟良久，方清晰奏对，其声朗朗，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陛下圣明，垂问及此。谯大夫忧国爱民，姜大将军志存高远，皆金玉之言。然，瞻以为，‘划江而治’四字，需深解其意。若解为苟安自守，则确为亡国之兆；然若解为‘现阶段的战略定位与政略基石’，则未尝不可作为我朝未来十至二十年的根本国策之框架。其核心，非为划地自限，实为‘承认现实，巩固根本，广积粮，缓称王’。”
他详细阐述其“积极防御，待时而动”的战略构想：
“故，臣之浅见，我朝当下之策，可定为‘明守长江，暗图中原；外和东吴，内修德政’。此十六字，可视为新形势下的‘划江而治’之真义。”
“其一，‘明守长江’，乃固我藩篱。” 他手指地图上的蜀吴边界，“此‘江’，非仅指岷江、长江之险，更指我朝与吴、晋的实际控制分界线。奏请陛下，明诏天下，我朝愿与邻国各守疆界，不相侵犯。命霍弋都督加强巴东、宜都一带防务，依山筑城，临水设寨，派遣良将镇守，使吴人无隙可乘。对晋，则严守剑阁、涪城、汉乐等北线关隘，深沟高垒，以精兵劲弩挫其锋芒。‘守’非被动挨打，乃以守为基，积蓄力量。”
“其二，‘暗图中原’，乃不忘根本。” 他目光锐利，指向北方，“此乃我朝立国之魂，绝不可弃！然，图之需有术。当下之‘图’，非倾国北伐，而在三事：一为‘广布德信’，通过商旅、流民，向北地散播我朝新政，宣扬晋室之弊，收揽人心；二为‘密植耳目’，命靖安司张嶷，遣死士深入中原，结交豪杰，窥伺晋廷虚实，以待天时；三为‘精练锐卒’，姜大将军所部，需作为战略预备队，保持最高战备，不断研究北出之策，一旦晋廷有变，则可如雷霆出击！”
“其三，‘外和东吴’，乃权宜之计。” 这是现实的外交选择，“孙皓虽暴，然其国势犹存。我新得蜀地，不宜树敌过多。可遣重臣再使江东，重申‘汉吴盟好’，共抗暴晋。可开放边境互市，以蜀锦、井盐换取吴地铜铁、海盐，各取所需。然和议之下，需存警惕。命靖海将军陈舟于江州、永安加速建造蒙冲、斗舰，训练水师，此非为即刻攻吴，实为保有制江之权，使吴人不敢溯流西犯。‘和’是为了赢得时间，而非真心结盟。”
“其四，‘内修德政’，乃强国之本。” 他最后强调根基，“此乃一切之基。请陛下效文景故事，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命大司农张质、秘书令郤正，详定律令，选拔贤才，尤其要安抚新附之益州士民，使其真心归附。内政修明，则粮饷足，民心附，将士用命，纵有强邻环伺，我自岿然不动。”
诸葛瞻的策略，高屋建瓴，既直面了现实困境，又坚守了长远理想，为蜀汉政权指明了未来一段时期的战略方向。刘禅听罢，沉吟良久，眼中光芒渐亮，最终决断道：“善！卫将军深谋远虑，剖析明白！‘划江而治’非为偏安，实为蓄力！便依此议！谯卿可安心抚民，姜卿可锐意备武，霍卿可谨守东疆，张卿、郤卿需竭力富国。我君臣上下，当内外一心，固本培元，以待天时！”
诏令既下，争议遂息。蜀汉政权确立了“积极防御，伺机而动”的战略总方针。
此后岁月，蜀汉依策而行。北线，姜维坐镇，廖化、张翼等分守要隘，与晋将杜预、胡烈等对峙，时有摩擦，然大体平静。东南，霍弋经营巴东，罗宪被启用协防，与吴将留平、鲁淑等时有边境纠纷，然均控制在低烈度范围。朝廷则致力于恢复生产，郤正、陈寿等编纂典籍，弘扬文教；李歆等益州士人渐获重用，人心渐附。而对中原的渗透、对吴国的戒备，则在靖安司的运作下，于暗中持续进行。
至章武十八年春，蜀汉政权在划江而治的战略框架下，已初步站稳脚跟，内部稳定，军备整肃，呈现出一派中兴气象。然而，所有明眼人都清楚，这暂时的平衡异常脆弱。北方的晋帝司马炎，东吴的暴君孙皓，乃至蜀汉内部永不磨灭的北伐之志，都预示着，眼前的平静，不过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序幕。
一日，刘禅与诸葛瞻登临成都城楼，眺望北方。刘禅慨然道：“昔日出师表言‘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今虽得益州，然天下仍三分。此‘划江’之局，能持几时？” 诸葛瞻肃然答道：“陛下，此非终点，乃起点。昔高皇帝据汉中，终有天下。今我朝据益州，养精蓄锐，待时而动。这江水，今日为界，来日，或为通途。” 目光中，是对未来的无限期许与坚定。
“划江而治”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蜀汉政权在光复故土后，完成了战略转型，进入了一个以巩固内政、积蓄力量为主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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