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雪是从后半夜开始落的,起初是细碎的雪沫,像被风揉碎的盐粒,轻轻撒在诗社总社的木屋顶上。天亮时,整个院子已经被裹进一片素白里,老槐树的枝桠举着蓬松的雪团,像开满了白色的花,青石板路上的积雪踩上去“咯吱”响,像时光在轻轻咳嗽。
林女士披着驼色的羊毛斗篷,踩着木梯往阁楼爬。梯子的木阶上结了层薄冰,她每走一步都格外小心,斗篷的流苏扫过梯壁,落下细碎的雪粒。阁楼的门被冻得有些紧,推开时发出“吱呀”的长鸣,惊得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抖落一串雪,落在她的发间,凉丝丝的。
她来阁楼是为了找一尘的旧诗集。孩子们说要办“冬日诗会”,想把一尘写雪的诗整理成小册子,配图用他们画的雪景。阁楼里的旧物堆得像座小山,蒙着厚厚的防尘布,布上落着的雪融化成水,在布面洇出深色的痕,像幅抽象的画。
一尘的行李箱放在角落,是他大学时用的帆布箱,边角已经磨破,贴满了各地的邮票,有张向日葵图案的贴纸格外显眼——是当年她从国外寄明信片时,特意贴在信封上的,后来被他揭下来,小心翼翼地粘在箱子上,边角起了卷,却依旧鲜亮。
林女士蹲下身,指尖拂过向日葵贴纸,忽然觉得箱底有些异样。她把箱子倒扣过来,轻轻晃动,听见里面传来“咔啦”的轻响,像有硬物在碰撞。打开箱锁时,金属搭扣冻得发僵,费了些力气才掰开,里面整齐地叠着几件旧毛衣,袖口都打着精致的补丁,是她当年的手艺。
她把毛衣一件件拿出来,在箱底摸到个裹着厚布的硬壳本,布是深蓝色的斜纹棉布,上面绣着半朵薰衣草,针脚和她送给一尘的那件衬衫领口的绣样如出一辙——是她的手艺,却想不起何时绣过这样一块布。
解开布层时,一股带着旧时光的冷意漫出来,像打开了尘封多年的冰窖。硬壳本的封面是深棕色的,边缘已经磨损,贴着的向日葵贴纸正是她寄的那张,贴纸下露出“市第一医院病历本”的字样,字迹被岁月浸得有些模糊,却像把冰锥,猝不及防地刺进她的眼睛。
这是本她从未见过的病历。
林女士的指尖开始发抖,几乎握不住这本薄薄的本子。她坐在冰冷的地板上,背靠着行李箱,把病历放在膝头,借着从气窗透进来的雪光,一页页翻开。纸页已经泛黄发脆,翻动时发出“簌簌”的轻响,像谁在耳边低声啜泣。
第一页的就诊日期,像枚生锈的钉子,狠狠钉进她的记忆:三年前的6月18日。
这个日期她记得太清楚了——那天是她在国外确诊肺病的日子,她躲在医院的白墙下,握着诊断报告浑身发冷,却还是强撑着给一尘写了封“报平安”的信,说“国外的天气很好,诗写得很顺利”。而一尘,就在同一天,拿着肺癌初诊报告,坐在诗社地下室的冷光灯下,一遍遍修改“冬季诗歌义卖会”的策划案,在报告的空白处写着“要给山区孩子筹够买盲文书的钱”。
“6月18日,左肺上叶见磨玻璃结节,直径约8mm,考虑恶性可能,建议进一步检查。”诊断医生的字迹龙飞凤舞,却掩不住那份冰冷的决绝。而在报告下方,有行用钢笔写的小字,是一尘的笔迹:“先瞒着,别让她分心。”
林女士的眼泪“啪嗒”落在纸页上,在“瞒着”两个字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她想起那天给一尘打电话,他的声音带着点沙哑,说“刚在给诗社搬书,累着了”,原来他是刚从医院出来,手里还攥着这份足以击垮任何人的报告。
再往后翻,是密密麻麻的检查记录,像串沉重的脚印,踩在她的心上:
“7月5日,增强ct提示结节边缘模糊,可见胸膜牵拉,恶性指征明显。患者拒绝立即住院,要求‘等功益项目结束’。”
公益项目——林女士的心猛地一缩。那年夏天,一尘牵头办了“诗歌漂流箱”活动,在全市的地铁站放了二十个木箱,让市民捐出闲置的诗集,再由志愿者送到乡村学校。她在国外的新闻上看到过报道,照片里的一尘站在烈日下,穿着件湿透的白衬衫,正把书搬进货车,笑得露出牙齿。当时她还骄傲地跟病友说“那是我朋友”,现在才知道,他是忍着肺里的疼,在三十多度的高温下搬运一箱箱的书,每搬一次,就咳一次,手帕上的血渍被他悄悄藏进裤兜。
“8月12日,患者出现间歇性咳嗽,伴少量白痰,建议口服止咳药物。患者询问‘是否会影响说话’,称‘要给孩子们读诗’。”
她想起那年秋天收到的录音笔,里面是一尘给孩子们读诗的声音,温柔得像秋阳,读《蒲公英的信》时,还故意捏着嗓子学小蒲公英说话,惹得孩子们笑成一团。她当时反复听了十几遍,说“他的声音真好听”,却没听出录音间隙那几次极轻的咳嗽,没听出他为了让声音听起来正常,提前喝了多少润喉药。
“11月12日,患者拒绝化疗,要求保守治疗,理由‘需筹备公益活动,不能缺席’。”“12月5日,患者出现咳血症状,仍坚持前往山区送诗集,家属(阿哲代签)强烈反对,患者称‘孩子们在等诗’。”
看到这里,林女士的手已经抖得不成样子,病历本差点从膝头滑落。她死死攥着纸页,指节泛白,纸边嵌进掌心,留下深深的印子。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了一场又一场,她在国外的医院里,收到一尘寄来的照片:他站在山区学校的土操场上,身后是堆成小山的诗集,孩子们围着他,手里举着刚写的诗。他穿着件厚厚的棉袄,脸色白得像雪,却笑得格外灿烂。
信里,他写“最近诗社很忙,却很暖,山区的孩子收到诗集时,眼睛亮得像星星”,还说“雪天路滑,摔了两跤,不过没事,爬起来继续走”。原来那不是普通的摔跤,是咳血时没站稳摔倒的;原来那份“暖”的背后,是他忍着咳血的疼痛,在没膝的雪地里踩着深一脚浅一脚的路,把诗集送到孩子手里,怕书被雪打湿,还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书上。
阿哲后来跟她说过,那天一尘回到诗社,棉袄上全是血和泥,咳得直不起腰,却第一时间找她的联系方式,说“要告诉她孩子们很开心”。
“1月3日,患者夜间咳血加重,急诊入院,诊断为肺癌伴少量咯血,予止血治疗。住院期间仍坚持修改诗社年报,称‘要让赞助方看到成果,明年才能继续捐钱’。”
林女士想起次年春天收到的诗社年报,打印得格外精致,里面有孩子们的笑脸,有漂流箱的分布图,还有详细的资金使用明细,最后一页是一尘写的寄语:“诗是寒冬里的炭火,能暖人,也能照亮路。”她当时把年报夹在日记本里,说“等回去一定要好好夸夸他”,却不知道这份年报,是他在病床上,一边输着液一边修改的,字迹因为手麻而有写歪斜,却依旧一笔一划,写得格外认真。
病历的最后几页,是他手写的用药记录,每种药后面都标着“不影响发声”“无明显呕吐反应”“不影响走路”,像在给“诗社工作”列一份合格清单。最末页的空白处,画着个小小的向日葵,花盘里写着她的名字,旁边写着:“再撑撑,等她回来。”
雪光从阁楼的气窗照进来,落在病历上,映得林女士的眼泪格外晶莹,像撒在纸页上的碎钻。她把脸埋进那片深蓝色的棉布,布上还留着淡淡的消毒水味,混着薰衣草的清香——是她当年寄给一尘的香囊味道,他把香囊里的干花倒出来,用布裹住了这本病历,像在给这份疼痛,盖上一层温柔的棉被。
她终于知道,那些她以为的“岁月静好”,那些她在国外小心翼翼守护的“平安”,全是他用生命扛起来的温柔。他像一棵被积雪压弯的向日葵,明明已经承受不住,却还是努力朝着太阳的方向,朝着她的方向,绽放出最灿烂的笑容,只为让她在远方,能安心地等待春天。
阁楼外的雪还在下,落得又轻又密,像在给这个冬天盖上一层厚厚的棉被。林女士把病历小心翼翼地裹回布里,放回行李箱的最底层,上面依旧叠着那些打满补丁的毛衣。她知道,这份未说出口的痛,她要替他好好珍藏,像他当年珍藏那些对她的牵挂一样。
走下木梯时,她的脚步很轻,怕惊扰了雪地里的宁静。院子里的双生花盆栽上,落了层薄薄的雪,像盖了层糖霜,幼苗的叶片在雪下微微舒展,仿佛在积蓄着力量,等待春天的到来。
林女士蹲在花盆旁,轻轻拂去叶片上的雪,指尖触到叶片的坚韧,忽然想起一尘在病历上写的那句话:“再撑撑。”
是啊,再撑撑。等雪化了,等花开了,等孩子们的诗会办起来了,她要把这些未说的痛,都变成诗里的暖,告诉每个来诗社的人:有一种爱,叫“我疼没关系,只要你能好好的”。
雪还在落,诗社的屋顶渐渐变成了奶油色,像个被时光温柔捧着的蛋糕。林女士站在雪地里,望着阁楼的方向,仿佛看见一尘正坐在阁楼的旧书桌前,对着窗外的雪笑,手里拿着本诗稿,说“你看,雪落在纸上,像给诗句加了韵脚”。
她朝着阁楼的方向,轻轻说了句:“我知道了,一尘,我都知道了。”
风带着雪沫吹过,卷起她斗篷的衣角,像在替一尘回应。远处的巷口,传来孩子们堆雪人的笑声,清脆得像风铃,混着诗社的木门“吱呀”声,像一首正在写的诗,虽然带着疼,却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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