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层面上讲，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是人心向背，挡不住的抗日洪流。
徐渊翻到《大公报》的旧评论样稿，上面还有他当时改的一句话：“中国人的枪口，该对着日寇，不是对着同胞。”后来这话被无数人传抄，他知道，这不是自己写得好，是说出了人心。
“九一八”之后，抗日早就成了全民族的共识。事变发生后，重庆的学生举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标语游行，连商会老板都主动捐款支持救亡运动。这种人心，谁都不敢违逆。
张学良和杨虎城敢兵谏，本就不是为了权力，是出于爱国心。徐渊看得明白，他们要的是“逼蒋抗日”，不是“杀蒋夺权”。而中共从“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向，也是看清了这股潮流——只有扛着抗日大旗，才能赢得民心和合法性。
周恩来赴西安谈判时，徐渊收到的密报说，他跟张杨谈话时反复强调“以民族大义为重”。这话不是空话，是摸准了人心。后来张学良执意送蒋回南京，固然有性格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逼蒋抗日”的目标已经达到，再扣着蒋，就成了“破坏团结”的罪人。
徐渊之前所有的舆论布局，都是在顺应这股人心。他让报馆登绥远抗战将士的家书，登东北军的抗日故事，就是要唤醒更多人的民族意识。有篇报道写绥远士兵临死前喊“打回老家去”，让重庆市民自发捐款支援前线——这种力量，远胜过任何军事威慑。
他始终相信，人心是最无形也最有力的筹码。当“抗日”成了所有人的共同目标，和平就成了必然——没人愿意做民族的罪人。
徐渊合上最后一份文件，窗外的天已经亮了。炭盆里的火快灭了，就像那段紧张的日子，终于落了幕。
有人说西安事变的和平是侥幸，可徐渊知道，那是各方合力推动的必然。南京内斗，宋孔赢在身家比权力实在；军事僵局，没人输得起；经济账本，撑不起内战；外交棋盘，大国不允许分裂；人心向背，抗日是唯一共识。他不过是在这些合力中，添了自己的一份力——用西南的舆论和实力，给和平多上了几道保险。
蒋先生丢了些权威，却保住了领袖地位；张杨失了自由，却圆了抗日的愿；中共赢了生存空间，也扛起了民族责任。没人是完全的赢家，可整个中华民族，赢了——没在最危险的时候分裂，没让日寇的阴谋得逞。
徐渊拿起笔，在文件扉页写下一行字：“凡顺应民心、合乎大势者，虽百折而终成。”写完，他抬头望向窗外，21兵工厂的汽笛声再次响起，这一次，不再带着戒备的紧张，而是透着几分安定——他知道，更艰苦的抗战还在后面，但至少，中国已经走在了团结的航道上。
徐渊这边自我复盘西安事变的过程和各种动态，那边各方对他的研究和解读也在悄然进行。
时间：1937年1月5日，夜
地点：浙江奉化，溪口镇，武岭学校蒋介石下榻处
三天前的晚上，蒋介石从南京明故宫机场抵达奉化溪口（在武岭学校养伤，遥控西北，通过南京何应钦、戴笠和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构建三角联络网）。
房间内炉火燃得正旺，却驱不散那股渗入骨髓的寒意。蒋介石身披一件深色棉袍，靠坐在宽大的太师椅上，脸色依旧带着几分病后的苍白与憔悴。西安华清池仓皇翻墙时在腰间留下的挫伤，以及那份刻骨铭心的“屈辱”，让他的眉宇间凝结着一层化不开的阴郁。他面前的书桌上，摊开着来自南京、西安的密电，灯光将他瘦削的身影拉长，投在冰冷的地板上，显得孤寂而警惕。
戴笠风尘仆仆地赶来，黑色的中山装上还带着南方的湿气。他恭敬地站在书桌前数步远的地方，微微垂首，声音压得极低，确保每一个字都只落入面前这位唯一需要效忠的领袖耳中。
“校长，西北方面……”戴笠开始逐一汇报，“张、杨两部，表面服从中央整编命令，实则暗流涌动。东北军内部‘打回老家去’的情绪依旧高涨，对改编抵触甚大。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在收缩，但核心力量未散。”他顿了顿，偷眼觑了一下蒋介石的脸色，才继续道，“共党方面，周恩来等人已返回延安，但其利用此次事变，在西北民众乃至全国舆论中，声望陡增。他们正加紧整合力量，宣传其‘统一战线’主张。”
蒋介石鼻腔里轻轻哼了一声，未置可否，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椅背。
良久，敲击声忽然停了。蒋介石的手从椅背滑下，指尖落在那份标注着“西安急报”的电文封皮上，指节因用力而微微泛白。他缓缓抬眼，灯光恰好照在他眼底未散的阴翳上，像淬了冰的刀锋：“哼，汉卿留的这摊子烂事，倒成了共党借题发挥的由头。”他的声音比炉火更烫，又比地板更凉，“周恩来回去了？倒会藏拙——延安到西安不过数百里，他的人怕是还在渭水两岸盯着吧？”
戴笠的心猛地一沉，忙躬身补充，语速比先前更稳，像是在拆解一枚棘手的情报密码：“校长明察。共党红一、十五军团已陆续南下，主力屯在三原、泾阳一带，名义上是‘策应友军’，实则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掎角之势。渭南、商县一线都有他们的踪迹，甚至在三原开了欢迎大会，彭德怀亲自站台，把‘统一战线’喊得震天响，当地青年参军的势头极盛。”他从中山装内袋里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情报纸，指尖捏着边角递过，“这是潜伏在西安的‘冷箭小组’传回的密报，共党正帮杨虎城整训部队，连十七路军的粮秣补给都暗中接手了。”
蒋介石接过情报，目光扫过纸上的字迹，腰间的挫伤像是被冷风刺中，他下意识地按住棉袍下的伤处，脸色又白了几分。华清池那夜翻墙的狼狈、被叛军拖拽的屈辱，此刻全随着戴笠的汇报翻涌上来。“杨虎城……”他咬牙念出这个名字，指腹在情报上的“十七路军核心未散”字样反复摩挲，“他倒沉得住气，是等着我先动手，还是盼着共党替他撑腰？”
“杨部近日在收缩防线，主力退至西安近郊，但赵寿山等嫡系将领仍在暗中联络东北军元老。”戴笠偷瞥到蒋介石下颌绷紧的线条，忙追加道，“不过东北军内部已是裂痕百出。于学忠、王以哲这些老将想借整编保实力，主张接受中央条件；但孙铭九那帮少壮派天天在军营里鼓噪，说‘释张前绝不撤兵’，昨天还纠集了百余人在西安城里请愿。群龙无首的队伍，最容易生乱。”
炉火“噼啪”炸响，溅出几点火星落在青砖上，瞬间熄灭。蒋介石盯着那点余烬，手指又开始敲击桌面，节奏比刚才更急。“顾墨三（顾祝同）在西安行营做得怎么样？”他忽然问，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审视——那三角联络网里，顾祝同是插在西北的关键一棋，容不得半分差池。
“顾主任已接管西安城防，中央军三十七师、四十八师陆续进驻潼关、咸阳，形成合围之势。”戴笠的声音终于多了一丝底气，“只是东北军官兵见中央军压境，反倒是主战的声浪更高了。何部长（何应钦）那边来电，问是否要增派空军威慑，逼他们就范。”
蒋介石沉默了。灯光把他的影子钉在墙上，像一尊紧绷的石像。他清楚何应钦的心思，可真要动武，万一东北军狗急跳墙，或是共党趁机扩大地盘，反倒落人口实。更重要的是，张学良还在南京软禁着，动了他的旧部，难免落下“杀降”的骂名。他拿起桌上的狼毫笔，在砚台里重重一蘸，墨汁却久久没有落在纸上。
戴笠接着汇报各地反应：“云南的龙云，事变期间态度暧昧，与两广李、白均有密电往来。四川的刘湘，虽表面通电拥护中央，实则趁机动员其川军，加强了对成都、重庆的实际控制，其心难测。”
“国际上呢？”蒋介石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英美等国公开呼吁和平解决，但私下对日本在华北的进一步行动表示担忧，对我国的援助……仍在观望。日本方面，外相有田八郎发表了‘暂不干涉’声明，但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异常活跃，恐有后续动作。苏俄……其《真理报》的论调明显偏向于支持张、杨和共党，指责校长您是……是抗日的障碍。”
听到“障碍”二字，蒋介石的眼角剧烈地抽搐了一下。
指节猛地攥紧，太师椅扶手上的木纹深深嵌进蒋介石的掌心，他却似毫无知觉。那声“障碍”像根烧红的针，刺破了他强装的镇定——苏俄向来与共党勾连，可如此直白地将他钉在“抗日对立面”，无异于当众扇了他一记耳光。他缓缓闭上眼，再睁开时，眼底的阴翳已凝成冷硬的霜：“苏俄……是笃定我会先剿共，再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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