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宫城的朱漆大门在景耀六年冬的寒风中缓缓打开，刘禅穿着素色的降服，身后跟着捧着玉玺的宦官，一步一顿走下台阶。他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映在门前的石板路上，像一道无力的影子。沈砚之站在太庙遗址的残柱后，手里攥着那份被墨迹浸透的降表拓本，纸页边缘因反复摩挲而发皱，上面辄敕群帅投戈释甲，官府帑藏一无所毁的字句，在风中微微颤动。
一、降表背后的制度溃烂：从政在诸葛权归私门
这不是刘禅一个人的错。沈砚之指着拓本上的落款日期，景耀六年十一月，距诸葛亮去世已过去二十九年。二十九年里，蜀国的制度是如何从赏罚分明纲纪崩坏他翻开随身携带的《蜀汉朝政年表》，上面清晰地记录着关键节点：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去世，蒋琬继任尚书令，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此时朝政仍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延熙九年（246年），蒋琬病逝，费祎执政，开始绥靖边境，休养生息，但宦官已开始涉足中枢；延熙十六年（253年），费祎遇刺身亡，姜维与陈祗争权，黄皓趁机崛起，始预政事，迁中常侍；景耀元年（258年），刘禅宠信皓，皓专权，公卿多附之，制度的裂痕已变成鸿沟。
在成都府库出土的景耀年间户籍册上，沈砚之发现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建兴年间，蜀地每百户需缴纳的粮税约为三十石，到景耀年间增至八十石；而士族豪强却凭借世卿世禄的特权，田连阡陌而税不过十石诸葛亮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本是为了选拔寒门才俊，苏临洲指着一份官员名册，可到了后期，名册上的官员非荆州旧部黄皓亲信，益州本地的寒门子弟，连县尉这样的小官都难当上。
降表中官府帑藏一无所毁的承诺，实则是无奈之举。沈砚之在太仆寺遗址找到的《景耀五年财簿》显示，国库储备仅够支撑三个月军费，而黄皓私宅搜出的金银却相当于国库的三倍。当制度失去了的根基，当权力变成少数人的敛财工具，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沈砚之的指尖划过财簿上的朱笔批文，那是黄皓亲笔写下的此笔款项，入私库。
二、人心离散的终局：从箪食壶浆夹道迎魏
刘禅走下台阶时，街道两旁站满了百姓。沈砚之从《蜀记》残卷中读到当时的情景：蜀民观者数万，无哀泣者，或有欢呼者。这与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入蜀时百姓夹道欢迎，焚香礼拜的景象，形成了刺目的对比。
在郫县城郊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块景耀六年的墓志铭，墓主人是曾担任过绵竹县令的王忠。铭文写道：岁在庚子，民不聊生，苛政猛于虎。吾儿被征，一去不返；吾妻织锦，尽入官库。魏师至，民皆喜，谓复见天日沈砚之指着铭文叹道：百姓不是不爱国，而是当不再护佑他们，他们便会选择能给他们安稳的一方。
他们在成都西市的遗址上，找到一处被火焚烧过的店铺残骸。据附近的老户传说，这家店铺的主人曾因拒绝向黄皓的亲信缴纳保护费，被诬陷，店铺遭焚毁，家人流放。当法律成了权贵手中的刀，当不公遍布街巷，民心自然会转向。苏临洲捡起一块烧焦的蜀锦残片，上面还能看出精美的花纹，就像这块锦，再美也经不住烈火焚烧，民心亦然。
降表中投戈释甲的背后，是士兵的集体溃散。沈砚之在绵竹关出土的士兵日记中看到：十月粮断，杀马为食。将军令死战，然士皆言家中有老幼，降尚可活当士兵们意识到，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只是一个腐朽的特权集团，抵抗的意志便会土崩瓦解。
三、历史的镜鉴：降表不是终点，而是警钟
太庙的残柱上，还留着诸葛亮当年手书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沈砚之将降表拓本与《出师表》拓本并排铺开，两张纸页在风中相碰，发出细碎的声响。诸葛亮想的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而刘禅的降表写的是辄敕群帅投戈释甲他轻声道，这中间的落差，就是制度从清明到腐朽的距离。
在出土的刘禅寝宫遗物中，有一件玩物——用和田玉雕刻的小熊猫，玉质温润，工艺精湛。沈砚之抚摸着玉熊猫光滑的表面：当皇帝沉溺于享乐，当权臣醉心于争斗，当制度失去了约束权力的力量，再美好的理想，也会变成空中楼阁。
苏临洲在降表的空白处写下批注：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外敌的强大，而在于内部制度的崩塌与民心的离散。从政在诸葛的清明，到黄皓专权的黑暗，二十九年的时间，足够让一座大厦从根基腐朽到顶端。刘禅的降表，只是为这腐朽的大厦落下了最后的帷幕。
寒风卷起拓本的边角，沈砚之将它们仔细叠好，放进怀里。远处的锦江水依旧东流，仿佛在诉说着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政权，若不能坚守的初心，若不能维护制度的公平，若不能凝聚民心的力量，即便有天险可守，有贤臣辅佐，终究会走向灭亡。而刘禅的降表，不过是这一必然结局的最后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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