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的初春总是带着料峭寒意，太极殿的铜炉里燃着西域进贡的沉香，烟气缭绕中，魏帝曹奂正垂首听着钟会的奏报。案上摊着一卷蜀地舆图，邓艾偷渡阴平的路线被红笔标出，像一道狰狞的伤口，划破了蜀汉的疆域。
“……臣与邓艾将军分兵合击，蜀军望风披靡，刘禅已献玺投降，蜀汉四十五州，皆入大魏版图。”钟会的声音沉稳，眼角却藏不住得意。他身着锦袍，腰悬玉带，比起在沓中与姜维厮杀时，更添了几分朝堂新贵的气度。
曹奂尚未开言，太尉邓艾已出列奏道：“陛下，钟会将军所言非虚。然蜀汉之亡，非独兵力不济，实乃其制度积弊已久，民心离散所致。臣在成都查抄其府库，见户籍所载民户二十八万，带甲将士却有十万余，如此兵役，百姓何以堪？”
这话一出，殿内顿时起了议论。司徒郑冲抚着胡须道：“邓太尉所言极是。昔年诸葛亮治蜀，虽以严法治国，却能以身作则，故百姓虽苦而无怨。及其死后，蒋琬、费祎尚能守成，至姜维执政，九伐中原，空耗国力，蜀地仓廪空虚，百姓流离，亡国之兆早已显现。”
侍中荀勖却摇了摇头：“郑司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蜀汉之弊，始于刘备入蜀之时。昔年刘璋治蜀，虽宽柔寡断，却能安抚益州士族。刘备以客代主，荆州旧部把持朝政，益州士族备受排挤，心有怨怼。诸葛亮虽用谯周、杜琼等益州人，却终不予以实权，至后主时，益州士族早已与朝廷离心，邓艾兵临城下，谯周力主投降，便是明证。”
他走到舆图前，指着蜀地的山川：“益州险塞，本可自守，然蜀汉偏要以‘汉室正统’自居，年年北伐，与我大魏抗衡。以一州之地，抗九州之师，犹以卵击石。其制度承汉制而不变，官多民少，兵多粮少，岂能长久？”
曹奂听得入了神。他虽年少，却也知晓蜀汉与大魏的对峙已近半世纪。从前只听太傅司马懿说“蜀小国耳，名将唯羽”，今日听众臣议论，才知这“小国”的溃亡，竟藏着这般多的缘由。
“钟将军，”他忽然看向钟会，“你与姜维周旋日久，可知此人为何执着北伐？”
钟会沉吟片刻，答道：“姜维本是凉州人，归蜀后得诸葛亮赏识，故以‘兴复汉室’为己任。然其为人刚愎，不通权变，明知蜀地疲敝，仍强行北伐，一则为报诸葛亮知遇之恩，二则欲以军功巩固地位。其北伐之举，名为‘兴汉’，实为固权，以致蜀地民生凋敝，士民怨愤。”
这话却被尚书左仆射陈泰反驳：“钟将军此言有失偏颇。姜维北伐，虽有私心，却也因蜀汉朝堂矛盾所致。荆州派凋零后，东州派与益州派争权，姜维非此非彼，唯有借北伐凝聚人心。其悲哀之处在于，明知北伐是饮鸩止渴，却不得不饮——不北伐，朝堂立足不住；北伐，则加速亡国。”
陈泰是陈群之子，久历地方，深知治理之难。他叹了口气：“治国如驭马，需知快慢缓急。蜀汉之主，或急于复仇（刘备伐吴），或急于复汉（诸葛亮、姜维北伐），皆不知‘缓’字。反观我大魏，文帝、明帝虽有征伐，却不忘劝课农桑，行九品中正制，笼络士族，故能国力日强。此消彼长，蜀汉焉能不亡？”
殿外传来几声雁鸣，群臣的议论渐渐平息。曹奂看着舆图上那片被红笔圈住的土地，忽然想起数年前，蜀汉使者樊建来洛阳求和，曾在殿上慷慨陈词：“我主虽居蜀地，却承大汉正朔，百姓归心，绝非魏所能比。”那时他信了几分，今日才知，所谓“百姓归心”，不过是蜀汉君臣的自欺欺人。
散朝后，钟会与邓艾并肩走出太极殿。洛阳的阳光透过宫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邓公以为，蜀汉亡于制度，还是亡于人心？”钟会忽然问道。
邓艾拄着拐杖，缓步走上石阶：“制度与人心，本是一体。蜀汉承汉制，却无汉之疆域人口，制度成了枷锁，人心自然离散。譬如有人穿孩童之衣，强行套在壮汉身上，衣必裂，人必伤。”
他顿了顿，看向远处的邙山：“当年我在祁山与姜维对峙，见蜀兵衣衫褴褛，却仍悍不畏死，心中常感疑惑。如今想来，他们不是为刘禅而战，也不是为蜀汉而战，而是为诸葛亮留下的‘兴复汉室’四个字而战。可这四个字，终究填不饱肚子，挡不住刀枪。”
钟会默然。他想起在沓中俘虏的蜀军，不少人听闻成都投降，竟哭着说：“早知如此，何必苦战？”那时他只觉可笑，如今才懂，那些士兵的眼泪里，藏着多少对现实的无奈。
数日后，司马昭在府中宴请群臣，席间谈及蜀汉旧事。有宾客问：“诸葛孔明旷世奇才，何以其身后，蜀汉速亡？”
司马昭放下酒杯，笑道：“孔明虽有才，却选错了路。他想以蜀地复汉，犹欲以小斛盛大物，难矣。且其用法过严，虽能一时震慑，却失民心；其继承人姜维，更是只知用兵，不知养民。如此，蜀汉不亡，天理难容。”
他看向在座的陈寿——这位曾在姜维军中任职的史官，如今已归降大魏，正奉命编撰《三国志》。“承祚，你曾仕蜀，可知蜀地百姓对亡国之事，有何议论？”
陈寿起身答道：“臣在成都时，见百姓闻魏军入城，或奔走相告，或焚香迎门，并无哀戚之色。问其缘由，皆言‘苛税重赋，早已不堪’。昔年诸葛亮征南中，百姓尚念其功；姜维北伐，年年征兵纳粮，百姓只剩怨声。故邓艾兵至，民不思蜀，盖因蜀汉早已失尽民心。”
司马昭抚掌大笑：“此言甚是！民心如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蜀汉以一州之地，行大国之政，役使百姓过甚，民心既去，纵有天险，亦难久守。”
宴席散去时，陈寿独自站在司马昭府的廊下，望着天边的残月。他想起在蜀地时，曾见老农因缴不出赋税，忍痛卖掉幼子；曾见士兵因思念家乡，在营中偷偷哭泣。那些被史书忽略的细节，才是蜀汉灭亡最真实的注脚。
后来，他在《三国志·蜀书》的末尾写下：“蜀土狭人稀，而穷兵黩武，百姓疲弊，国之亡也，不亦宜乎？”笔尖落下时，仿佛听见绵竹关的风雪声，沓中的厮杀声，成都城的欢呼声，交织成一曲王朝覆灭的挽歌。
洛阳的议论还在继续，有人叹诸葛亮壮志未酬，有人笑刘禅乐不思蜀，有人分析制度得失，有人感慨人心向背。可对那些在乱世中挣扎的蜀地百姓而言，蜀汉的灭亡，不过是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枷锁——至于是汉是魏，又有什么分别呢？
制度的优劣，从来不在于是否承袭“正统”，而在于是否顺应时势，是否体恤民生。蜀汉用四十二年的挣扎证明：当一个政权的制度与现实脱节，当它的理想成为百姓的负担，灭亡，便是迟早的事。
洛阳的春风渐渐暖了，吹绿了邙山的草木，也吹散了蜀汉最后的余音。只是那面降幡背后的教训，如同殿角的铜钟，在历史的风中，时时发出沉闷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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