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八章·新党冒进
河北的官道上，沈砚之勒住马缰，眉头拧成了疙瘩。路两旁的田埂上，散落着被遗弃的农具，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户正跪在地上，对着枯死的庄稼磕头，嘴里念叨着“老天爷开开眼吧”。
“大人，前面就是韩侍郎推广青苗法的地方。”随从指着远处的村庄，声音里带着不忍，“听说韩侍郎下了死命令，每户必须贷官银种新粮，还不上的就拿地抵，好多人都被逼得卖儿鬻女了。”
沈砚之翻身下马，走进村里。茅草屋大多空着，门楣上还贴着褪色的春联，院子里的鸡笼翻倒在地，显然是仓促离开的。村口的老槐树下，十几个流民蜷缩着，见了官差也不躲，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
“老乡，你们怎么不种地了？”沈砚之蹲下身，问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
妇人抬起头，眼里布满血丝：“种什么种？韩大人让我们贷官银种水稻，可咱这河北地旱，水稻种下去就枯死了！官银利钱高，还不上就收地，我们只能逃出来讨饭……”她说着，怀里的孩子哭了起来，哭声嘶哑得像只小猫。
沈砚之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青苗法本是好政策，让农户能贷官银春耕，可韩侍郎为了政绩，不顾地方实际，硬逼着旱地种水稻，还把利息定得比高利贷还高——这哪里是改革，是把百姓往绝路上逼。
他在村里待了三日，走访了二十多个流民，记下了满满一本账：李三家卖了女儿抵贷银，王二家的地被收了，赵老栓上吊没死成……每一笔都浸着血泪。而另一边，韩侍郎给朝廷的奏折里，却写着“青苗法推行顺利，农户增收三成，河北粮仓已满”。
回到京城，沈砚之没有立刻上奏折弹劾。他知道，新党正处在风头，直接弹劾只会引来“旧党余孽”的指责。他把两本账摊在书桌上：一本是韩侍郎的“增收账”，数字光鲜，字迹飞扬；一本是他的“流民账”，纸页粗糙，墨迹里带着泪痕。
次日，他带着两本账进宫见仁宗。御书房里，仁宗翻着韩侍郎的奏折，眉头舒展：“韩爱卿这青苗法，看来是见成效了。”
沈砚之没说话，把“流民账”递了上去。
仁宗疑惑地接过，越看脸色越沉，到后来，手指都在微微颤抖。他指着其中一页：“卖儿鬻女？就为了还官银？”
“是，”沈砚之躬身，“河北旱地种不了水稻，韩侍郎却强逼农户贷款耕种，利息高达五成，还不上就抄家收地。这本‘增收账’，是用百姓的血泪堆出来的。”
仁宗把两本账扔在案上，沉默了半晌，长叹一声：“改革不是赶鸭子，得慢慢来啊。韩琦太急了，急得忘了为什么要改。”
三日后，圣旨下达：韩侍郎因“推行新法不当，扰民害民”被降职为地方通判，河北青苗法暂停推行，改由地方官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新党官员们虽有不满，却没人敢反驳——那本“流民账”摆在朝堂上，谁看了都心惊。
退朝后，王安石找到沈砚之，脸色复杂：“沈兄，你就不能给韩侍郎留点余地？”
“王大人，”沈砚之看着他，“余地该留给百姓，不是官员。若为了给韩侍郎留余地，让更多人流离失所，这新法还有什么意义？”
王安石沉默了。他想起自己推行市易法时，沈砚之建议“设商户议事会”，当时觉得麻烦，现在才明白，那不是麻烦，是给改革留了条“接地气”的路。
沈砚之望着远处的宫墙，心里清楚，新党的冒进比旧党的腐朽更可怕——旧党是明着坏，新党却可能以“为民”的名义办坏事。他必须守住这道线，让每一项改革都脚踏实地，而不是飘在天上的数字。
夜里，墨兰见他对着“流民账”发呆，轻轻按揉着他的太阳穴：“别愁了，你已经拦住了。”
沈砚之握住她的手：“可我怕还有更多这样的事，藏在光鲜的奏折后面。”
“那咱们就接着查。”墨兰拿起那本账，“就像你说的，慢慢来，总能查清楚。”
月光透过窗棂，照在两本账上，一本光鲜，一本粗糙，却都在诉说着同一个道理：改革的初心，从来不是政绩，是百姓的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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