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过年，是郑克伦家最热闹的时候。小女儿廷秀从文工团回来，像只不知疲倦的喜鹊，围着母亲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妈，我们排新节目《红色娘子军》，我演连长！有个转身动作我总是站不稳，我们班长就让我对着墙练，一练就是一百遍，腿都打颤了！”
“妈，我们去成昆铁路慰问演出，那些铁道兵真辛苦啊，住在帐篷里，满身都是泥，可我们一唱歌，他们巴掌拍得可响了！”
克伦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含笑听着，觉得日子所有的苦，都被女儿这鲜活亮堂的声音冲淡了。
转眼到了1967年冬，廷秀这次回来，却有些不一样。她帮母亲烧火时，脸蛋被灶火映得红扑扑的，眼神躲闪，带着少女特有的羞涩。
“妈……”她声音细细的，“有个人……总来看我们演出。”
“哦？什么人呀？”克伦放下手里的柴火，关切地问。
“他叫李道明，是铁道兵部队的通信兵，高高大大的，长得……挺精神。”廷秀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家就在河对面李家坝大队，家里就他一人。他说……他当年是村里看着可怜，吃不上饭，才送他去当兵的。当了兵，总算吃饱了，才长开个子。”
女儿话语里那份不自觉的维护，让克伦心里咯噔一下。她柔声问：“那这孩子，现在是什么意思？”
廷秀抬起头，眼里闪着光：“他马上要退伍回老家了。他说……他说希望我能跟他成亲。” 她顿了顿，语气变得有些低落，“就是他家里老房子多年没人住，去年大水没人在家，地基塌了。不过他说，这次回去，村里组织了人，已经把老房拔了，将就原先的材料，在后面平了地基，给修了三间新瓦房！”
恰巧这一年，大女儿廷慧也带着丈夫从西昌回来探亲。夜里，姐妹俩挤在一张床上说体己话。
廷慧听完妹妹的描述，眉头微蹙：“秀，你想清楚了吗？他退伍回去就是农民了。你要是跟他成了亲，文工团的工作还能保住吗？转业回来，你就得留在农村，种地、喂猪，跟你姐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两种日子。”
她拉着妹妹的手，推心置腹：“要不，姐在我们厂里给你留意个对象？好歹是城里人，吃商品粮，日子总归要松快些。”
廷秀却倔强地摇摇头：“姐，我觉得他人好，实在，对我也热心。城里乡下，我不在乎。”
廷慧叹了口气。等回到西昌，她依旧不放心，又特地写了封信来，信纸上字迹工整，却字字透着忧虑：“小妹，婚姻大事非同儿戏，一步走错，关乎一辈子。李道明家境贫寒，你又将放弃前程，姐实在为你担心……”
“恋爱脑”上头的廷秀哪里听得进这些。不久后，她真的把李道明带回了石壁庄的家。小伙子确实如她所说，高高大大，面容英俊端正，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站在院子里有些局促，但眼神清澈。
“叔，婶，我叫李道明。”他声音洪亮，带着军人的干脆。
杜辉默默打量着他，没多说话。晚上，克伦炒了两个小菜，杜辉难得地翻出了半瓶白酒，点起煤油灯，和李道明对坐小酌。
昏黄的灯光下，一老一少聊了半宿。杜辉问的都是庄稼活计，问他对未来的打算，问他家里修房欠了队里多少工分。李道明一一回答，没有虚言，说到家里的困难处，也不遮掩。
“叔，我知道我家里穷，但我有力气，肯干活，廷秀嫁给我，我绝不会让她饿着。房子虽然空，但墙是实的，瓦是新的，我会把它经营成一个家。”
第二天一早，杜辉对克伦说：“娃是个老实本分人，靠得住。廷秀自己喜欢，就依她吧。”
亲事就这么定了下来。知道李家家徒四壁，克伦和杜辉便开始悄悄为女儿张罗嫁妆。杜辉砍了自家屋后的两棵柏树，请木匠打了一张结实的木床，一个斗柜，还有一张方桌。克伦则日夜赶工，缝了新被褥，织了土布床单。
李道明退伍回来后，廷秀不顾班长的挽留，也毅然从文工团退伍，跟着他到了河对岸的王家岗。成亲那天，没有喧闹的仪式，杜家请人抬着那张床、那个斗柜、那张桌子，一路送到了李家那三间尚显空荡的新瓦房里。
当那张厚重的木床被安放在里屋，斗柜立在墙边，方桌摆在堂屋时，原本空荡荡的屋子，瞬间便被填充得有了烟火气，有了一个“家”该有的样子。
廷秀站在新房门口，看着父母为她置办的嫁妆，看着身边的丈夫，眼里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她不知道，离开了闪耀的舞台，她将要面对的泥土与灶台，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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