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像个巨大的熔炉，不仅铸造着钢铁零件，也淬炼着，或者说，摧毁着里面年轻的生命。比李二早几年进厂的技校生，被习惯性地称作师兄师姐。有几个面容姣好的师姐，实在受不了射芯岗位的高温、恶臭和永无止境的粉尘，某一天就悄悄消失了。
流水线上流传着她们的去向：“跟社会上的男的去南方打工了！听说在那边穿得好，吃得好，轻松得很！”
这传言像带着钩子的诱饵，在苦闷的年轻工人心里搅动。然而，随之传来的，却不是衣锦还乡的佳话，而是一个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消息。
“听说了吗？三班那个王正文，完了！”午休时，一个老师傅压低了声音，脸上是痛惜与鄙夷的交织。
“咋了？”
“吸毒！被外面回来那几个二流子勾着吸上的！家里老婆孩子都不要了，能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连他老娘的棺材本都偷出去卖了换那口烟！”
李二听着，心里发寒。她见过王正文，曾经是个很精神的小伙，干活也利索。有一次在厂区角落，她远远看见过一个人，蜷缩在墙根下，浑身抖得像筛糠，脸色青灰，鼻涕眼泪横流，那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几乎让她认不出那就是王正文。老师傅啐了一口：“那东西沾上就废了，人是鬼，鬼不是人！”
更让人唏嘘的，是女工王芳的遭遇。
王芳也曾是铸钢车间的一朵花，性子活泼。她家里重男轻女，工资大半都交给了家里，自己从来没买过新衣服，穿的永远是工作服。终于有一天，她也跟着“见识过世面”的人走了，去了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广东。
几个月后，她回来了。人瘦脱了形，眼神畏畏缩缩，穿着廉价的、与季节不符的艳丽衣服。在颜萍家，她对着几个平时要好的姐妹，崩溃大哭。
“他们骗我……说是进电子厂，结果……结果是逼我去做那种事……我不从，他们就打我，关我……”她撩起袖子，手臂上还有淡淡的淤痕，“我好不容易才跑回来……”
姐妹们听得又气又心疼，纷纷安慰她：“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就在厂里好好干。”
然而，王芳回家的当晚，就发生了禽兽不如的事情。她鼓起勇气向父母哭诉自己的遭遇，本以为能得到安慰，换来的却是父亲一记响亮的耳光。
“丢人现眼的东西！老子白养你这么大了！”她父亲，一个被酒精和贫困扭曲了心智的男人咆哮着，“反正你在外面也是卖，还不如先给老子睡！”
据住在隔壁的工友后来回忆，那晚，他们清晰地听到了王芳凄厉的哭喊、挣扎和男人粗暴的咒骂声。第二天，王芳鼻青脸肿地冲到厂保卫科，声音嘶哑，浑身颤抖：
“我要告我爸！他……他强奸我！”
保卫科的人震惊之余，却更多是漠然和“息事宁人”的态度。这种“家务事”，而且如此丑恶，他们不知如何处理，甚至觉得王芳“不检点”才惹出祸事。草草录了个口供，竟然以“扰乱厂区秩序”为由，将王芳关了两天禁闭就放了出来。
回到那个所谓的“家”，等待她的是更残酷的毒打。
“打死你个丧门星！还敢去告老子！”父亲的拳脚像雨点一样落下。
母亲只是在旁边哭，不敢阻拦。
几天后，王芳又一次消失了。这一次，她走得悄无声息，再也没有回头。工友们私下议论：
“她走之前，眼神都是空的，一点光都没了。”
“那样的家，那样的爹，回来也是等死……”
“走了也好，走了……说不定还能有条活路。”
只是，那“活路”究竟是什么，没人敢细想。王芳这个名字，渐渐成了车间里一个模糊而沉重的禁忌，一个被时代洪流和家庭罪恶共同吞噬的悲惨符号。
李二在射芯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中，听着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悲惨故事，只觉得那八百度的热浪，也暖不透心底泛起的阵阵寒意。她紧紧握住手中滚烫的砂芯，闻着车间的恶臭，几层厚的口罩也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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