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洞新厂区的生活配套逐渐完善，最让家属们感到“进城了”的标志，莫过于那座拔地而起的“新世纪商场”。原先5栋底楼拐角的郑家，在这里找到了全新的舞台。
郑家女儿郑红梅，性格泼辣有主见，她看中了商场里一个不大的门面，力排众议，租了下来。
“妈，爸，现在谁还天天在厂里死磕？你看这商场，人气多旺！我卖点小孩子玩具、学生文具、时髦头绳，本钱小，周转快，肯定比在车间三班倒强！”郑红梅把攒了多年的工资和从父母那儿磨来的钱拍在桌上。
她弟弟郑小奇，受了姐姐的鼓舞，在商场外的临街盘下个小铺面，开了家西点面包房，当时还算新鲜事物，烤炉一开，甜香四溢。
郑红梅嫁给了同厂的李家老二李强，两人一个开店，一个还在车间，但重心明显偏向了小店。他们的儿子，和李玉容家的女儿差不多大，常在店里跑来跑去，玩具随便玩。
李家四兄弟，名字响亮——刚、强、勇、猛。老大李刚娶的，正是杨军那位早年停薪留职、南下闯荡的技校同学陈英。陈英当年在市场摆摊时说的话，如今成了现实注脚。她去了广东，从打工到跟人合伙，最后自己拉起摊子做物业管理。这次回来，已非昔日的摊贩模样。
她开着崭新的桑塔纳回到鱼洞，珠光宝气，宴请当年的老同学和老邻居，地点定在了刚开张的、厂区人还很少敢进去消费的“海鲜酒楼”。
包厢里，气氛热烈又微妙。陈英举着酒杯，红光满面：
“杨军，老同学！还有各位兄弟姐妹，我陈英敬大家！当年我说出去闯闯，好些人觉得我疯。现在看看，咱们厂子搬是搬出来了，可这效益……不说也罢。我在广东，不说大富大贵，房子车子算是置办下了。这次回来，一是看看大家，二是……”她顿了顿，扫视一圈，“厂里要是待着没劲的，特别是年轻的，有想法的，跟我去广东！那边机会多的是，厂子、公司，缺的就是咱们这种有技术、能吃苦的人！别的不说，工资起码是这边的三倍起！”
她的话像一块巨石投入池塘。席间，还在车间的人表情复杂，羡慕、犹疑、不服，兼而有之。李家老三李勇，在铸造车间当班长，喝得脸通红，大着舌头说：“嫂子，你是发了，可咱们……根儿在这儿，手艺在这儿，出去……心里没底啊。”
陈英笑着拍拍他肩膀：“老三，手艺在哪儿都是吃饭的本钱！在厂里，你这手艺就值几百块。到了那边，给私人老板干，或者自己琢磨点相关生意，价值就不一样了！胆子放大点！”
坐在一旁的杨军沉默地吃着菜。杨军如今在人资科，比谁都清楚厂里江河日下的财务报表和日益沉重的人事包袱。他听着陈英的话，看着旁边穿着商场买来的新裙子、越发干练的郑红梅，再想想车间里那些抱怨工资低、奖金停发的工友，心中那架天平，正在剧烈摇晃。
饭后，大家散场。商场门口，郑红梅正在拉下自家小店的卷帘门，碰见了刚吃完饭、步行回家的李玉容夫妇。
“红梅姐，才收摊啊？”李玉容打招呼。
“马上，清点一下货。”郑红梅利索地锁好门，手上戴着两个明晃晃的金戒指，“二妹，你们两口子，今天我嫂子那阵仗，看见了吧？”
杨军苦笑一下：“看见了，风光。”
郑红梅压低声音，带着推心置腹的意味：“二妹，咱们是老邻居，我说句实在话。我嫂子说得对。你看我这个小店，不起眼吧？但旺季一个月，能顶我在车间干大半年的。我弟那面包房，也差不多。咱们厂出来的，不是没本事，是以前被这‘国营’两个字框死了！现在框松动了，就看谁敢往外迈这一步。”
她指了指灯火通明的商场和远处霓虹闪烁的街区：“这鱼洞，眼看着就跟主城连起来了。以后是市场的天下，不是厂子的天下了。守着那点死工资，饿不死，可也甭想好。你看我嫂子在广东，现在人家回来叫‘陈总’！再看看咱们车间那些老师傅，还有他老公，技术顶尖吧？可除了工资，有啥？”
一阵夜风吹过，带着城市边缘特有的、尘土与繁华交织的气息。李玉容和杨军没有说话，只是望着郑红梅骑着新买的摩托车突突远去的背影，又回头看了看夜幕中庞大而沉寂的新厂区轮廓。
那一晚的对话，和那顿奢华的宴席，像一道清晰的分水岭，烙在了许多人的心里。往后的岁月残酷地验证了这场分化：那些在2000年左右，像陈英、郑红梅这样，毅然挣脱“单位”怀抱，投身商海或远走他乡寻找机会的人，尽管历经波折，但大多乘上了中国经济狂飙的列车，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积累了可观的财富。而更多由于留恋安稳、恐惧风险、或囿于技术情怀而选择留在日渐僵化、效益滑坡的国企内的职工，则在缓慢的通货膨胀和停滞不前的收入中，眼睁睁看着当年不起眼的同伴超越自己，自己却只能在与温饱线的拉锯中，逐渐褪色，成为时代转型背景下，一群值得尊敬却又难免令人唏嘘的“留守者”。那句当时流传甚广的俗语，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切实的印证——“胆大的撑死，胆小的饿死”。只是这“胆大”与“胆小”背后，是复杂的人生际遇、家庭负担与时代赋予的偶然性，远非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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