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一旦廓清，行动便有了明确的方向。
张子麟迅速调整策略，明面上对玄寂的调查果然“收敛”了许多，只维持着礼节性的接触，偶尔请教佛法，绝口不再提敏感旧事。
在大理寺内部，他也对陈寺丞等人透露“此事牵涉前朝，干系重大，需谨慎缓图”，营造出一种被政治风险所阻、进退维谷的假象。
然而，暗地里的侦查却如同水银泻地，更加专注地涌向了两个目标：后山库房的实地监控，以及知客僧慧明方丈的一举一动。
张子麟将大部分精力重新投注到慧明身上。
他调取了慧明近几个月来的所有行踪记录（通过寺内僧侣口供及外围监控拼凑），仔细分析其言行。
很快，一个此前被玄寂耀眼“身份”所掩盖的细节，凸显出来：在张子麟最初调查账目异常，尚未触及玄寂之时，以及后来当玄寂“建文遗臣”身份若隐若现之际，慧明在与其他僧侣，或前来问询的衙役交谈时，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对玄寂法师来历的种种猜测和“担忧”。
“玄寂师叔修行是高，可这来历……唉！寺中老人都不清楚，只怕有些因果未了。”
“张大人查账严谨，可莫要惊扰了师叔清修，他老人家心思重，有些旧事怕是提不得。”
这些话语，看似维护，实则是在不断引导旁人将怀疑的目光投向玄寂，为其“特殊身份”铺垫和渲染。
他太急于将“祸水”引向玄寂了，这份积极，与他作为一寺方丈本该维护寺院整体声誉的职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与此同时，对后山库房的秘密监视，也有了进展。
借助李清时找来的江湖好手，他们发现库房的守卫，并非寺内寻常武僧，而是几个面生、身手矫健、行动间带着行伍气息的壮汉，且换防时间极为规律，暗合军中口令。
这更印证了张子麟的推断，栖霞寺内隐藏的，绝非简单的宗教事务，而是有着严密组织、甚至可能带有官方背景的隐秘活动。
突破口，最终来自于对“物证”的重新审视。
张子麟始终对玄寂禅房内那几本“恰好”暴露身份的书籍心存疑虑。
他设法在不惊动玄寂的情况下，秘密取得了那本磨损最严重的《革除遗事》，交由大理寺内精通文玩古董、擅长辨别痕迹的老吏查验。
【关键线索三】浮现：
老吏仔细检查后，给出了确凿的结论：“大人，此书纸张确是数十年前的旧物，但书页边缘这磨损痕迹……绝非常年翻阅所致。您看这磨损的走向和力度，均匀而刻意，更像是近一两年内，有人用特定的工具（如细砂石或专门的磨边器）反复打磨做旧而成！还有，书中夹藏的那片作为书签、刻有模糊‘允’字（建文帝朱允炆名中一字）的竹片，其刻痕更是崭新，绝不超过半年，且刻刀的手法……与寺内雕刻经版的一位工匠手法极为相似！”
刻痕崭新！工具与经版雕刻类似！
这绝非一个隐藏了六十年的遗老会留下的破绽！这分明是近期伪造的痕迹！目的就是为了坐实玄寂那“建文遗臣”的身份！
几乎在同一时间，李清时那边也传来了更具冲击力的消息。他又通过家族在京城的一些故旧关系，辗转查到了慧明方丈出家前的俗家信息，他本姓方，名德宗！
方姓！建文朝重臣！这个姓氏，与那位被永乐帝诛十族的建文朝忠臣、文学大家方孝孺联系在一起，其蕴含的政治意味，瞬间被放大了无数倍！
一切都明白了！
真正的“建文遗臣”之后，或者至少是打着这个旗号、深谙此道并能加以利用的人，根本不是玄寂，而是方丈慧明！
是他，利用自己真实的（或精心选择的）俗家背景，或部分建文旧部，策划了这一切。
他先是收买或控制了曾是官方暗桩的玄寂，然后精心伪造物证，将“建文遗臣”这个敏感身份巧妙地移植到玄寂身上，将其塑造成一个吸引火力的“假目标”。
而他自己，则隐藏在方丈这个看似忙于俗务、身份清白的职位之后，实际操控着栖霞寺异常资金的流转，经营着后山库房隐藏的非法勾当（很可能是利用寺庙的宗教外衣和便利的交通，进行跨区域的走私或销赃）。
当张子麟的调查逼近时，他便顺势抛出玄寂这个“核弹”，甚至大报恩寺舍利失窃，也是故意放的迷雾，企图让调查望而却步。
这两座寺庙可能早就苟合，一起干着不为人知的勾当，甚至舍利失窃都是假消息，根本就没有失踪。
好一个李代桃僵！
好一个贼喊捉贼！
慧明，这个平日里看起来慈眉善目、忙于接待香客、处理寺务的方丈，才是栖霞寺重重迷雾之下，隐藏得最深、也最危险的那条毒蛇！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底所图是什么呢？
张子麟感到一阵寒意。这个对手，不仅狡猾，而且极其大胆，敢于利用最敏感的政治历史问题，来为自己构筑护身符。其心机之深沉，布局之周密，远超之前的赵德昌。
现在，伪装的画皮已被揭开一角。
接下来，就是要找到确凿的证据，将这位伪装成得道高僧的幕后黑手，连同他经营的地下网络，一并揪出！突破口，依然在那个看似不起眼、却可能知道不少内情的知客僧身上，以及那座神秘的后山库房。
最终的较量，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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