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缓缓慢了下来，直到进站以后渐渐停止，大家跟随社长下车，出站。
兰州火车站门口早已立着朱解放和马超，他俩等候多时了。身为老敦煌，马超兴奋异常，担任向导的自豪感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也真难得，西北在很多人眼里极其陌生，人家要亲自来一趟更加不可思议，但大部队毕竟来了，将给今不如昔的河西走廊增添无尽的荣光。
在兰州饭店住了一夜后，众人就随马超将军乘坐慢车，摇摇晃晃，晃晃悠悠，直到酒泉地区的瓜州县柳园站下车。第二天一早又乘长途汽车奔向敦煌莫高窟。
一路上，马超好奇地向田恬打听问，田姑娘，你是杭州人，知道常书鸿吗？
怎么不知道？田恬一开口就洪水滚滚，一泻千里，用惟妙惟肖的言语，把出生在杭州，一辈子从事敦煌艺术研究工作的常书鸿讲得头头是道。大伙儿被故事深深感染了。这位名叫常书鸿的大画家，青春年少时期曾加入过丰子恺的西湖画会，二十三岁远渡重洋去法国学习绘画，后来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进行深造。在这段日子里，他的油画作品取得巨大成功。偶然有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小摊上发现了一本《敦煌图录》，专门介绍敦煌石窟和塑像。从那天起，受到强烈震动的他决心抛弃国外的安逸生活，回到故土山河来保卫我们的敦煌艺术。好事多磨，在国民党有识之士的帮助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担任所长。
顾菲搜寻着记忆说，好像他妻子吃不了苦，狠心离开他了。
没办法，田恬耸耸肩膀说，女人就是如此娇贵，谁让大艺术家一头扎进风沙里去呢？
假如我也扎进去呢？王贵生故意问女友。
你？田恬不假思索说，哪怕跟你去LS我也愿意。
肖剑和林寒英等一伙人听了，立刻朝王贵生那儿送去羡慕的眼光祝福。诗人和女友情不自禁地互相依偎在一起。
来莫高窟游览的人并不多，门票也便宜，随时可以买到，需要讲解员的话，可以再加一些钱，即刻就能跨进去大饱眼福，凡是对外开放的洞窟都允许观赏浏览，并没有数量上的严格限制。对第一次光临这儿的同学们来说，敦煌莫高窟给了他们最直接最感性的认识过程，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荒漠，让人感觉到自身的无限渺小，而上苍赋予的巧夺天工般的壁画和泥塑，带来了强大的艺术震撼力，犹如波浪起伏的鸣沙山，呈现出苍凉悠远、神幻莫测的天外仙境。
在这样的场合，本科生肖剑自然谦虚起来，小心谨慎地向研究生林寒英请教说，林大哥，是不是给小弟我讲讲张大千啊？
没问题。新加坡人觉得自己肯定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出学者风范，介绍张大千跟敦煌的特殊渊源。民国二十九年，大千先生来莫高窟，总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临摹历朝历代的壁画，不久《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与广大读者见面。
依我之见，王贵生发表看法说，张大师临摹壁画的主要目的，是想让全中国的绘画同行和普通百姓，都开始熟悉甚至关心敦煌的这座艺术圣殿。
不仅仅这个原因，林寒英纠正说，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在大千先生的作品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分量，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在思想，全都渗透着佛家慈悲宽容的情感流露，而敦煌壁画则体现了这种超脱空灵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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