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勇……三弟……是哥哥我对不住你啊！家里的担子，最后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我这个当哥哥的，没尽到责任，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 刘圭荣用颤抖的手捧着那封来自大陆幼弟的家书，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不断滚落，打湿了信纸。他双眼模糊，声音哽咽，对着空气，对着那遥远故乡的方向，喃喃自语，充满了无尽的愧疚与悲痛。
这封由幼弟刘圭仁亲笔写就的信，字字泣血，详细讲述了自刘圭荣随军南逃后，留在大陆的三个弟妹所经历的苦难岁月。
信中说，当年姐夫和二哥随军离开后，老家那几十亩赖以维生的田地，就全交给了老三刘圭勇一个人打理。五十年代初，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刘圭勇因为名下拥有这些土地，被划定了“地主”成分。土地被全部征收分配，家里的境况一落千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顶着“地主”帽子的人，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备受歧视和打压。
最让刘圭荣心如刀绞的是，信中提到，三弟刘圭勇一生未婚，性格倔强要强。在1961年那段全国性的困难时期，他独自一人在老家苦苦支撑，最终没能熬过去，在贫病交加和长期的饥饿中，不幸病故。而最令人痛心的是，为了不连累已经出嫁、生活同样不易的五妹，也怕影响在省城工作、同样处境敏感的幼弟刘圭仁，三哥至死都硬撑着，没有去打扰近在咫尺的妹妹，更没有给远在省城的弟弟捎去任何求助的口信！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孤零零地走了。直到他去世后，公社才派人通知到刘圭仁。当时刘圭仁正在酱菜厂上班，闻此噩耗，如晴天霹雳。他连忙请假赶回老家，却连给三哥体面下葬的勇气都没有——地主身份，不敢大办丧事。他只能悄悄找相熟的乡亲买了一副薄棺，将三哥草草安葬在了父母坟墓的旁边，让他落叶归根。信纸到这里，字迹已被泪水晕染得有些模糊。
信里还提到了五妹刘紫竹的情况。五妹嫁人后，生了一女一子。可惜她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身体不好，早些年就病故了。五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生活极其艰难。有一次上山砍柴，不慎摔伤了腿，因为没钱及时医治，耽误了病情，导致腿骨畸形愈合，瘫在家里动弹不得，生活几乎陷入绝境。直到去年，刘圭仁下乡探望时才发现五妹的惨状，强行把她接到地区的人民医院，自费做了接骨手术，才勉强把腿治好，现在总算能拄着拐杖下地慢慢行走了。好在五妹的儿子张金城比较争气，随舅舅来到省城，学了手艺，现在每月有了固定收入，五妹家的生活这才算有了一点基本的保障。
在信中，刘圭仁对于三哥的悲惨离世和五姐的艰难境遇，描述得极为详尽，字里行间充满了悲痛与无奈。而对于他自己在省城的小家庭情况，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几句，无非是“一切安好，勿念”之类的话，显然是不想给远在海外的二哥增添更多的心理负担。
通过这封家书，刘圭荣大致了解了留在大陆的亲人们这二十多年所经历的磨难。尤其是三弟刘圭勇的惨死，像一把尖刀，狠狠地刺穿了他的心脏，让他悲痛难抑，心情久久无法平静。童年时，大姐主要负责家务，而田里的农活，父亲总是带着他和三弟圭勇一起去干。他们兄弟俩年龄相仿，一起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感情最为深厚。五妹和最小的七弟年纪小些，通常玩在一起。刘圭荣万万没有想到，当年随姐夫仓皇出逃前，与三弟圭勇那匆匆一面，竟成了永诀！此一别，便是天人永隔，连最后一面都未能见到！这成了他心中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接下来的两天，渔业大队的船队继续按照计划进行捕捞作业。刘正茂就一直留在伯父刘圭荣的渔船上，陪着心情沉重的伯父聊天。叔侄俩聊了很多，内容天南海北，既有刘正茂主动介绍的大陆这些年的变化、家里的现状以及对未来的看法，也有刘圭荣迫切想了解的关于家乡、关于亲人、关于各种政策的详细情况。这两天的深入交谈，基本达到了刘正茂此行沟通信息、安抚亲人、传递希望的预期目标。
在这两天里，伙伴周定飞指挥着雇佣来的四名水手，驾驶着渔船，紧跟着大陆渔业大队的船队，也适时下网捕捞，颇有收获。船上的伙食很简单，就是现捕现煮的各种海鲜，用清水一煮，蘸点酱油，味道就极其鲜美，刘正茂也吃得十分惬意。
第三天中午，陈光普所在的渔船再次缓缓靠帮，与刘圭荣的船并靠在一起。陈光普站在甲板上，朝着对面喊道：“刘老板！我们这边的捕捞任务完成了，准备返航了！我来接刘仔回去！”
刘圭荣闻声从船舱里探出头来，回应道：“好！陈同志，稍等一下！我给孩子准备了一点东西，要搬到你们船上去！” 说完，他示意周定飞和几名水手，从船舱里搬出几个用黄色厚纸板箱装着、外面没有任何标识的货物，小心翼翼地传递到了陈光普渔船的甲板上。
随后，刘正茂和刘圭荣一起从船舱里走了出来。临别在即，刘圭荣紧紧握住侄子的手，眼眶再次湿润，声音沙哑地嘱咐道：“正茂，我的好孩子！回去以后，一定要替伯伯……好好照顾你爸爸，还有你满姑！他们……他们受苦了！如果……如果伯伯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回家乡，一定……一定要好好感谢你！”
刘正茂心里也充满了离别的伤感，他动情地说：“伯父，您一定要保重身体！相信我，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到时候，您就带着堂兄一起回来！就住在我家，我来负责照顾你们，给您养老！”
“好孩子！你有这份心，伯伯就知足了！回去吧，路上小心！” 刘圭荣强忍着泪水，挥挥手，目送着刘正茂在陈光普的接应下，安全地跨过两船之间的船舷，回到了大陆的渔船上。
刘正茂站在陈光普渔船的船头，看着伯父的船开始缓缓调整方向，与自己所在的船拉开距离。他忽然想起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双手拢在嘴边，用尽力气朝着渐渐驶离的伯父喊道：“伯伯！我交代您的那件事！您一定要记在心上！千万！千万要去找人办啊！绝对不能忘记了！” 他指的是之前私下交谈时，他建议伯父想办法去接触和了解一些新的政策动向和信息渠道，为未来的可能变化做准备。
刘圭荣站在自己的船尾，同样大声回应，声音在海风中有些飘忽：“放心——！伯伯记着呢！一定按你说的去办——！” 他努力挥着手，直到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看不清侄子的身影。
陈光普的渔船载着满舱的渔获，不能长时间停留，立即启程返航。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夜间航行，在第四天的凌晨时分，顺利返回了汕尾渔港。
早已在码头等候的渔业公司工作人员立刻上船，按照标准，收走了所有符合规格的鲜鱼，进行过磅、结算。而许丙其这几天并没有跟随船队出海，他和那个叫狗子的本地少年玩得很熟，天天在海边撒欢，晒黑了不少。刘正茂回来时，看到那辆跃进牌货车已经整齐地装上了六千多斤用盐腌渍好的海鱼。
等渔业公司的人忙完离开后，陈光普才招呼本家的几位陈姓渔民兄弟帮忙，小心翼翼地将刘圭荣送给刘正茂的那几个沉甸甸的、没有任何标记的黄色纸板箱，从渔船上搬下来，稳稳当当地装到了货车上。
回到陈鹏家里，大家匆匆吃了早饭。饭后，刘正茂与陈光普按照事先约定，结清了一万三千多斤腌海鱼的全部货款。由于货车一次装不完，剩下的近七千斤鱼，双方约定好，过几天再由许丙其单独开车来拉一趟。
上午十点多钟，所有事情处理妥当，刘正茂和许丙其再次检查了车辆和货物捆绑情况后，发动汽车，踏上了返回江南省城的归途。
从刘正茂回到陈光普的渔船开始，直到最后离开汕尾，在这整个过程中，陈光普自始至终都没有开口询问一句关于刘正茂与他那位海外亲戚会面的具体情况，没有打听任何隐私细节。而刘正茂也没有主动向陈光普透露任何关于谈话的内容。两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一种建立在长期合作和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真正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却源远流长。
那两天在颠簸的渔船上与侄儿刘正茂的深入交谈，给刘圭荣留下了极其深刻、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印象。这个来自大陆的年轻人，展现出的远见卓识和对时局的洞察力，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除了倾诉骨肉亲情、了解家族往事之外，刘正茂花了大量时间，向伯父系统地分析了他对两岸三地未来政策走向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在刘圭荣看来，当时两岸的社会经济水平差距巨大，但刘正茂所描绘的未来图景，却大胆得近乎“不切实际”。
按照刘正茂的预测，台岛方面迫于内外压力和发展需要，很可能在五年之内，就会逐步放开对大陆的探亲和文化交流限制，届时两岸的人员往来会变得频繁起来。而大陆方面，也不会长期固守现有的封闭政策，在可预见的未来，一定会打开国门，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基于这种前瞻性的判断，刘正茂强烈建议伯父刘圭荣，一定要有战略眼光，争取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恳切地对刘圭荣说：“伯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一旦政策出现松动，您一定要紧紧跟上，利用您在港城的地理优势和这些年积累的经验，率先进入内地市场。这将是您未来事业，甚至是我们整个家族重新崛起的一个历史性机遇！”
为此，刘正茂给出了非常具体、操作性很强的建议：首先，刘圭荣不能只满足于现在这种小打小闹、风险高的海上走私生意。他必须尽快在港城注册一家正规的公司，要有固定的、像样的办公地点，建立规范的财务会计体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政策放开时，能够以合法、合规的“港商”身份，光明正大地进入内地投资兴业，这比“水客”的身份要安全、可靠得多。
其次，也是刘正茂反复强调的最关键的一点：刘圭荣这次回到港城后，必须主动、积极地去向“星化社驻港分社”靠拢。他解释说，“星化社”是大陆在港城的重要窗口单位，承担着大量的沟通、联络、信息传递乃至部分审批职能。与“星化社”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获得他们的信任和认可，就相当于拿到了未来进入大陆市场的“金钥匙”和“通行证”。
离开大陆几十年，刘圭荣对大陆内部的真实情况了解甚少，信息主要来源于港台一些带有偏见的报纸和广播。由于自己特殊的“逃台”人员身份，他以前从未想过，甚至不敢想象有朝一日还能回大陆做生意。但听了侄儿这番高瞻远瞩、条理清晰的分析和建议，刘圭荣沉寂已久的心开始活络起来，内心深处那团渴望叶落归根、为家族做点实业的火焰，被重新点燃了。他开始认真思考、评估这件事的可行性。
除了描绘宏大的未来蓝图，刘正茂还做出了一个让刘圭荣大吃一惊的举动。在交谈的间隙，刘正茂从随身携带的、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帆布包里，取出了一个用油纸和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层层包裹，里面赫然是两捆捆扎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整整两万元人民币！
“伯伯，这次来，还有一件事要麻烦您。”刘正茂将钱推到刘圭荣面前，语气平静地说，“我想请您帮忙，把这两万块钱，想办法换成美金。”
看到这笔巨款，刘圭荣当时就懵了，眼睛瞪得老大，半天没回过神来。他平时听到的传闻，都是说大陆人民生活如何贫困，甚至“穷得叮当响”，连饭都吃不饱。可眼前这个来自大陆的侄儿，一出手就是两万现金，还要换成外汇！这巨大的反差，让他一时之间根本无法接受，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或者看花了眼。
看到伯父震惊和疑惑的表情，刘正茂似乎早有准备，他神色自若地解释道：“伯伯，您别惊讶。这笔钱，说起来还是公私合营以前，我爸开豆制品作坊时，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底。当时形势变化快，他偷偷把这笔钱藏了起来，一直没敢动用。这次让我带出来，就是觉得钱放在家里是死的，想请您帮忙，看看能不能在外面想想办法，让这笔钱‘活’起来，多少生点利息，贴补一下家用。”
听了这个解释，刘圭荣仔细一想，觉得倒也合理。弟弟刘圭仁当年那个豆制品作坊开了近十年，生意一直不错，十年时间里，偷偷攒下两万块钱，虽然数目不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他心里的疑虑这才打消了一些。
“生利息？怎么个生法？我在这方面，可是一窍不通啊。”刘圭荣老实地说，他半辈子在军营和海上度过，对现代金融确实非常陌生。
“伯伯，您不用担心，具体的操作办法，我来之前已经详细考虑过了，都写在这上面了。”刘正茂说着，又从包里拿出一叠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递给刘圭荣，“您回到港城后，只要严格按照我这上面写的计划和步骤去操作，应该问题不大。”
刘圭荣接过那叠信纸，只看了一眼，眉头就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他是上过私塾、受过传统教育的人，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和工整的钢笔字。而侄儿这笔字，在他眼里，简直就跟“猫爪子挠的”差不多，歪歪扭扭，实在不敢恭维。他强忍着对字迹的不满，默不作声地、仔细地阅读起信上的内容。
然而，越往下看，刘圭荣心里越是吃惊。这薄薄的几页纸，竟然包含了两个详尽得惊人的计划！
第一个计划，是关于刘圭荣回到港城后，具体应该怎么做来为进入大陆市场做准备。包括如何注册公司、选择办公地点、建立财务制度，甚至具体到如何去接触和拜访“星化社”的相关人员，初次见面该说什么、注意什么，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以及针对不同问题应该如何应对等等，都写得清清楚楚，考虑得非常周全。这完全不像是一个从未经过商、常年生活在农村的年轻人能写出来的东西，倒像是一个深谙商道和人情世故的老手制定的商业策划书。
第二个计划，则更加让刘圭荣感到匪夷所思，这是一个详细的“钱生钱”投资计划。刘正茂在计划书中明确指示：将两万人民币通过港城的黑市兑换成港币或者美金，最好兑换美金，然后将这些美金投入到股市中去。他特别强调，最好能想办法投入到北美的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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