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的后台，穿纱丽的侍女正给泰戈尔整理头巾。老先生的白胡子沾着点红茶渍，手里攥着本诗集，封面上用英文写着《吉檀迦利》，旁边却用孟加拉文画了朵歪歪扭扭的莲花。
“先生，台下坐满了人，有记者说您是‘东方的梭罗’。”秘书轻声提醒，递过一杯温水。
泰戈尔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个弥勒佛：“让他们说去。梭罗在瓦尔登湖钓鱼，我在恒河边看云，都是跟天地聊天，只是说的方言不同。”
这话刚好被挤进门的马克听见，他举着相机的手顿了顿：“教授说得真对，您果然把东方哲学熬成了‘世界方言’。”
迪卡拉底教授跟在后面，手里捧着本泰戈尔的亲笔签名诗集，封皮都磨出了毛边。他刚在展厅看了泰戈尔访华时的照片——徐志摩陪着他在西湖边散步，两人都穿着长衫，手里摇着扇子，像俩说书先生。
“1924年您到北京，梁启超给您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竺’是天竺，‘震旦’是中国，这意思是把印度和中国捆在一块儿？”林晓雅捧着本《飞鸟集》，书页里夹着片干枯的枫叶，是当年泰戈尔演讲时掉落的。
泰戈尔呷了口温水，声音像浸过蜜的姜茶：“何止中印。我在日本看樱花，觉得它落的时候比开的时候还美，这像你们的‘禅’；在波斯看苏菲派跳舞，旋转起来像朵花，这跟印度的‘梵’是一个道理。世界本来就是棵大树，各长各的枝子，根却在一块儿。”
王磊凑过来，手里捏着张泰戈尔访美的老报纸，标题印着“神秘的东方智者说：爱不是占有”。“听说您在哈佛大学演讲，说‘宇宙是个大家庭’，台下的人哭了一片？”
“不是哭，是醒了。”泰戈尔的目光飘向窗外，纽约的摩天楼在雾里若隐若现，“那会儿西方刚打完一战，到处是碎玻璃和断胳膊，人们觉得科学能造枪，也该能救命，可救不了心里的慌。我跟他们说‘梵我合一’，说‘万物都在呼吸同样的空气’，他们突然觉得，哦，原来还有比枪炮更结实的东西。”
迪卡拉底翻开诗集，指着其中一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既有印度哲学的轮回，又有中国的‘生生不息’，您是故意把两边的话揉在一块儿说？”
“不是故意，是本来就该这样。”泰戈尔笑了，白胡子颤巍巍的，“我母亲教我唱印度歌谣，里面有‘花开花落都是神的游戏’；后来读《论语》，看到‘逝者如斯夫’，突然觉得孔子和我母亲说的是一回事，只是一个用梵文，一个用中文。”
他忽然从口袋里掏出片银杏叶，是去年在北平捡的：“你看这叶子，春天是绿的，秋天是黄的，到了土里又成了树的养料。西方朋友总问‘这叶子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我告诉他们，别分那么清，它一直在‘变’，这就是东方的‘整体观’——不是非黑即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苏拉想起课本里的介绍：“您反对把东方文化说成‘神秘的’，也反对把西方文化说成‘理性的’，是不是怕两边越走越远？”
“太对了。”泰戈尔收起银杏叶，语气重了些，“有人说东方是‘精神的’，西方是‘物质的’，这是瞎掰。我在芝加哥看到工厂的烟囱，觉得那也是人类想飞的梦；在德里看到古老的神庙，知道那石头里藏着古人的算计。文化就像两条河，总得交汇，不然早成死水了。”
后台的铃响了，提醒演讲即将开始。泰戈尔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头巾：“我今天要讲‘水的故事’，从恒河讲到密西西比河，告诉他们，水不管流到哪儿，都是甜的。”
他走出后台时，马克按下了快门，照片里的老先生逆光站着，白胡子像镀了层金，身后的纱丽飘起来，像片会飞的云彩。
迪卡拉底望着他的背影，轻声说：“真正的使者，不是带着自己的文化去‘传教’，是带着一颗懂对方的心去‘聊天’。泰戈尔就像个摆渡人，撑着船在东西方之间走，船上装的不是教义，是‘咱们都一样’的明白劲儿。”
音乐厅里传来掌声，泰戈尔的声音透过门缝飘出来，像风吹过稻田：“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们共享一片天空……”
林晓雅摸着书页里的枫叶，突然觉得，这叶子不管在恒河岸边还是密西西比河畔，落下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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