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山顶，陈宅，书房。
午后的太阳斜斜照进来，透过百叶窗，在红木书桌和地板上，割出一道道暗沉的光影。雪茄的烟雾在光影里慢慢飘着，混着淡淡的茶香，却没半点闲适的味道。
陈东坐在宽大的红木书桌后，指尖夹着一支雪茄，没抽，只是慢慢转着，眼神沉得很深。
周海生攥着一份加急报告，快步闯进书房，脚步急促，脸色比窗外的灰雾还沉，额头上还带着汗。
“董事长，撑不住了！1962这旱情，快把我们的厂子逼垮了！”他把报告“啪”地拍在陈东面前，指尖狠狠点着纸面，声音发颤。
陈东抬眼，目光落在报告上，指尖捏着报告边角，慢慢摩挲着，纸页被磨得发毛。
“便利贴工厂停摆了。”周海生咽了口唾沫，接着说，“纸张润湿要纯水，水基胶也调不出来，半成品堆了半个车间，出口东南亚的订单，再交不了货就要违约，违约金就是一大笔钱。”
“粘鼠贴生产线更糟，胶层固化要恒温水浴，现在只能用井水替代，成品粘性差了三成，客户已经发来了退货通知，还要求我们赔偿损失。”
“高级塑料花厂的两台注塑机，因为冷却水断供，高温报警好几次，差点烧了机器。上色环节的清洗槽干得见底，做出来的塑料花全沾了灰，成了残次品，堆在仓库里没人要。”
陈东的眉头，越拧越紧，指节敲在桌面上，力道越来越重，“咚咚”的声音，在安静的书房里格外清晰，桌上的白瓷茶杯震得轻微晃动，杯里的茶水漾起细小的涟漪。
周海生没停，继续往下说，声音里满是焦急：“医药厂的纯化水，只够撑两天了，外科消毒用的蒸馏水也快没了。玛丽医院订的一批抗生素注射液，要是断供，那些生病的人没药治，怕是要出医疗事故，到时候麻烦就大了。”
“化妆品厂也不行，面霜乳化、口红配料都要净水，现在用自来水做的货，全出现了分层，质检直接打回了三批货，生产线只能停着。”
陈伯谦紧跟着进来，手里攥着厚厚的财务报表，报表被他攥得皱巴巴的，指节因为用力泛白，脸色铁青。
“董事长，每日因为缺水停工，损失就超过六十万港币！”他把报表放在桌上，声音发沉，“港府给的工业用水配额，只给了我们一成，可太古、怡和那些洋行工厂，却拿了四成还多。”
“水务署的人还明着要‘赞助费’，说不给钱，就连这一成配额都不给我们，明摆着趁火打劫！”
陈东把报告扔在桌上，靠在椅背上，抬手揉了揉眉心，指腹蹭过紧锁的眉头，眼底的疲惫藏不住，却又很快凝起一股狠劲。
“民生的火，已经烧到我们自己头上了，洋行还在落井下石。”他的声音沉得发哑，喉结滚动了一下。
陈东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抬手拉开一点窗帘，看着山下密密麻麻的徙置区，铁皮屋在太阳下泛着刺眼的光。
他指尖无意识地抠着玻璃边缘，冰冷的触感顺着指尖传来，让他稍微冷静了些。
“更要命的是，我们东兴有近十万员工，算上他们的家属，就是几十万张嘴！”这句话，砸在书房里，让周海生和陈伯谦都愣住了。
陈东的声音里，裹着难掩的凝重和心疼：“这些员工，大多住深水埗、观塘的铁皮屋，每天天不亮，就要去排队抢水，有的排了大半天，还抢不到一桶。”
“家里的孩子渴得直哭，老人没干净水喝，喝了脏水就闹肚子，病倒的越来越多。有的家属没办法，只能去捡雨水，甚至接污水过滤了喝，想想都让人心里难受。”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周海生和陈伯谦，眼底翻着情绪：“员工夜里熬着抢水，熬得没精神，白天上班哪能专心？塑料花厂有三个工人，就是因为夜里没睡好，上班走神，被机器伤了手，现在还在医院躺着。”
“医药厂的技术员，家里孩子生病了，要照顾孩子，白天研发的效率跌了一半，本来快成的项目，也停住了。”
“几十万家属的安危，都系在这水上。他们是东兴的根，根要是烂了，我们的厂子再好，生意再大，又有什么用？”
赵文栋这时推门进来，他刚从外面跑回来，衣服湿透了，头发乱糟糟的，嗓子沙哑得快说不出话，眼里布满血丝，眼底满是烦躁和焦急。
“董事长，供水点筹备遇阻了！”他喘着气，扶着门框，缓了缓才说，“有人在背后造谣，说我们只给潮州人供水，客家人社团已经派了人来闹，堵在筹备点门口，说不给说法就不让我们开工。”
“还有几个混混头目，托人带话，要我们给‘保护费’，说不给钱，就带人砸了我们的领水点，还威胁要伤害我们的工作人员。”
陈伯谦一听，急得直跺脚，往前走了两步：“董事长，不能掺和！这是港府的烂摊子，我们凑什么热闹？”
“运水的成本太高了！用最旧的船，走最短的航线，每日净支出都超过十八万港币！还要停运八条南洋航线的货轮，每月损失就有两百万！”
“这笔钱，够我们建一个新的化妆品研发中心，也够引进一整套德国的精密设备，用来扩大生产多好，何必扔在供水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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