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建立如同为疾驰的列车铺设了更稳固的轨道,但车厢内部的震动与摩擦,却并不会因此而完全消失。外部压力暂时缓解时,内部长期积累的差异、疲劳以及人性固有的弱点,便可能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悄然浮现,形成不易察觉的暗流与裂痕。
“剪刀差”下的心态失衡
随着技术评定制度的试行和备件库的建立,一个现实问题愈发凸显: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为了保障关键工业设备的运行和研发,团里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向工业战线倾斜。
这种倾斜是战略性的,也得到了思想大讨论后的共识支撑。但在具体执行和日常生活中,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不同岗位、不同群体之间待遇和发展机会的“剪刀差”。
工业战线,尤其是那些被评定为中级以上的技术骨干、关键设备操作员,以及“种子小组”的成员,他们能接触到最新的知识,参与最重要的项目,享受更好的劳动保护(虽然也很有限)和略微优厚的津贴。他们的工作被视为“前沿”和“未来”,充满挑战性和成就感。
而相比之下,广大从事农业、基础建设、普通后勤服务的战士们,工作同样艰苦卓绝,甚至更依赖体力,日复一日地与土地、沙石、琐碎事务打交道,进步似乎不那么“显眼”,个人技能提升空间看似有限,待遇也相对固化。尽管秦湘云努力在夜校普及文化课,开展多样化培训,但客观上的差异依然存在。
这种差异,在平时可能被共同的理想和艰苦的环境所掩盖。但当工业战线接连取得技术突破,受到表彰和关注;当技术员们因为发明改进获得额外奖励;当“种子小组”的年轻人被宋书羽带着参加重要会议,而自己仍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时,一部分人的心理天平开始微微失衡。
“凭什么他们整天围着机器转,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能拿更多补助?”
“咱们种出来的粮食养活了全团,难道就不重要了?”
“那些学生娃,才来几天,就因为多认识几个字,摆弄几下机器,就成香饽饽了?”
类似的嘀咕,开始在一些非技术人员的休息间隙、田间地头悄悄流传。它尚未形成公开的反对声音,更像是一种疲惫之余的牢骚和比较带来的淡淡失落。
“外来者”与“老革命”的微妙气场
另一股暗流,则存在于人员构成内部。独立一团的人员来源大致可分为几部分:最早进疆的解放军老底子(以王团长、孙德胜等为代表);后续入疆的湖南、山东等地女兵和青年(以秦湘云及早期湘女为代表);内地调派或自发来援的技术工人、知识分子(以郑教授、后期来的各地技工为代表);以及宋书羽这样背景特殊、能力突出的个例;还有逐渐融入的本地少数民族同志(以阿卜杜勒及其部落为代表)。
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奋斗,总体上团结融洽。但在具体工作中,不同的背景、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难免会产生摩擦。
一些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革命”干部,作风雷厉风行,强调服从和执行力,有时对技术规程的“死板”和知识分子的“瞻前顾后”感到不耐,认为“打仗那会儿,哪来这么多条条框框,不也赢了?”
而一些后来调入的技术人员,则对某些“土办法”、“大概齐”的做法颇有微词,认为不够科学严谨,埋下隐患。他们有时会觉得自己的专业意见不被充分尊重,决策过程“军事色彩”过浓。
宋书羽作为桥梁,时常需要调和这两种不同“气场”。他尊重老同志的经验和决断力,也坚持技术的底线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大多数时候,他都能找到平衡点。但偶尔,当遇到时间紧迫、风险难测的决策时,不同背景人员之间的张力就会显现。
例如,在讨论是否要冒险启用一套刚刚修复、但未经充分测试的矿山排水备用系统时,负责矿山的军事干部倾向于“相信同志,立即启用,井下不能等”,而从内地煤矿调来的技术员则坚持“必须按规程完成至少24小时空载和带载测试,否则可能引发更大事故”。双方各执一词,最终虽然采纳了更稳妥的方案(加紧测试),但过程中的争论,让双方心里都留下了一些疙瘩。
陈刚的忧虑与未熄的疑云
在所有暗流中,最让团保卫部门负责人陈刚警惕的,是技术泄密风波后,那种潜在的敌特威胁是否真正根除。上次事件虽然揪出了一个被收买的动摇分子,但陈刚凭借多年侦察兵的直觉,认为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敌人对独立一团的技术发展如此感兴趣,不可能只布下一枚棋子。
他加强了对重点厂矿、技术资料存放点、以及外来人员(包括新调来的技术人员和偶尔路过停留的勘探队、贸易商队)的暗中监控。同时,他也要求各基层连队提高警惕,注意观察有无异常情况,特别是人员之间非正常的接触、对生产数据的过分打听、以及对当前待遇或政策牢骚特别多的对象。
陈刚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他发现,近期团里出现的一些消极言论和牢骚,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似乎比以往类似情绪要快一些,而且内容更有针对性,往往能精准地撩拨到不同群体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这背后,是否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推波助澜?
他将自己的疑虑向王团长和政委做了汇报。两位领导高度重视,指示他继续深入调查,但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搞得人心惶惶,影响当前团结奋斗的大局。
“既要抓生产,也要抓保卫;既要鼓励畅所欲言,也要警惕别有用心。”政委总结道,“这个度,你们保卫部门要把握好。”
秦湘云的发现与宋书羽的沉思
这股弥漫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气氛,也被细心敏感的秦湘云察觉到了。她在学校与孩子们相处,与妇女们交流,能听到最基层、最真实的声音。她发现,最近有些孩子回家会说起父母对工作的抱怨,有些妇女在闲聊时也会流露出对“搞工业的”那种复杂情绪(既有羡慕,也有不解,甚至一丝不易察觉的嫉妒)。
她将这种感受告诉了宋书羽。
宋书羽听后,沉默良久。他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望着远处灯火点点的厂区和更远处隐没在黑暗中的农田,缓缓说道:“湘云,这是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当大家共同为生存挣扎时,目标高度一致,矛盾不明显。可当我们开始有了一些成果,开始走向分工细化、技术深化的时候,差异就会产生,比较就会出现。这不是谁的错,这是人性,也是规律。”
“那怎么办?”秦湘云忧心道,“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人心,难道要因为这种内部比较而产生隔阂吗?”
“堵不如疏。”宋书羽转过身,眼神坚定,“思想大讨论解决了‘为什么干’的问题,现在出现的是‘怎么看待各自贡献’和‘如何共享发展’的问题。我们需要让所有人,尤其是非技术岗位的同志们,更直观地看到、感受到工业发展带来的整体好处,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风光’。同时,也要创造更多机会,让不同岗位的人相互理解、相互融入。”
他思考着,或许可以组织农业骨干分批到工厂参观,了解一颗螺丝钉如何炼成;让技术员定期下到田间地头,体验农事的艰辛,并尝试用技术解决具体的农业难题。或许,应该在表彰技术能手的同时,同样隆重地表彰“产粮标兵”、“开荒模范”、“后勤保障先进个人”。或许,在分配一些福利物资(如毛纺厂的新品、糖厂的糖)时,要更注重均衡……
然而,这些举措需要时间,也需要极其精细的工作。而就在宋书羽和秦湘云商讨如何“疏解”内部压力时,陈刚那边,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开始浮出水面。这条线索,似乎与最近传播较快的那些牢骚话,有着某种关联。暗流,正在看不见的地方加速涌动,寻找着薄弱堤岸的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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