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滚滚,碾过湿润的泥土,发出沉闷的轰鸣。
那统一的灰色涂装和车身上鲜红的五星徽记,像一柄锋利的楔子,强硬地楔入了徽州茶乡千百年来的宁静。
赶集归来的茶农们纷纷避让,挑着担子的肩膀下意识地压低,眼神里混杂着好奇、敬畏,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
这支钢铁车队带来的,是一种迥异于牛车马帮的、属于新时代的力量与秩序。
这股力量带来的第一个回响,在立夏刚过的第三天,如惊雷般炸响在婺源的六县联营社。
“不收了!国营茶厂说咱们的鲜叶不合规矩,全给退回来了!”一个负责送茶的后生连滚带爬地跑回村里,声音都变了调。
消息像一滴滚油溅入沸水,瞬间让几十个村子的晒场都炸开了锅。
不过短短一个时辰,原本平整空旷的竹篾晒席上,便堆起了一座座翠绿的小山。
那是刚采下的“一旗一枪”,是茶农们熬过了多少个凌晨才盼来的春日恩赐。
可现在,这些嫩芽失去了去处,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失去光泽和水分。
春茶娇贵,一日不制,便沦为柴草。
“放他娘的屁!”沈二嫂气得满脸通红,一把将肩上的茶篓狠狠摔在地上,鲜嫩的茶叶撒了一地,她也顾不得心疼。
她揪住那个报信的后生,铜铃大的眼睛瞪着他:“咱们的茶哪点不合规矩?从采摘时辰到摊晾厚度,哪一样不是照着谢师傅当年订下的《茶事备要》来的?那可是连洋人都要竖大拇指的法子!”
“我……我也不知道啊二嫂,”后生快哭了,“厂里的人就拿了个本本,说咱们这是‘土法’,不符合国家‘统一加工标准’,茶青老嫩不一,发酵程度难控……”
“标准?他们的标准是啥?是拿尺子量出来的,还是拿天平称出来的?”另一个村的耆老跺着脚,满脸愁容,“这满山的茶树,脾性各不相同,采下来的叶子,自然有肥有瘦,哪能一个模子刻出来?”
一时间,怨声四起。
平日里最能扛事的阿粪桶,此刻也只剩蹲在熄了火的焙茶灶前,用粗糙的大手一下下挠着头皮,嘴里反复念叨:“可人家不收,咱连火都不敢点啊……这要是制成了干茶,卖不出去,一家老小的嚼用从哪来?”
焦灼、愤怒、无助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
晒场上堆积的茶叶越来越多,那股清新的草木香,此刻闻在众人鼻子里,却变成了催命的信号。
然而,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提议去半山腰的云记老宅,去请那个曾经为他们撑起一片天的“东家”。
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问题。
只是这一次,这条走了三十年的路,仿佛被一块从天而降的巨石,给堵死了。
消息还是传到了谢云亭的耳朵里。
他清晨巡园,看茶树长势,听到的却全是山下传来的嘈杂。
他没有下山,甚至没有皱一下眉头,只是平静地走回院子,找到了正在核对账目的小顺子。
“小顺子,我们去年备下的战备陈茶膏,还剩多少?”
小顺子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跟在身后的懵懂少年,他合上账本,不假思索地回答:“回谢师傅,总共存了五坛,去年支援赣南老区用去两坛,还余三坛。”他的声音沉稳而细致。
“好。”谢云亭点了点头,目光望向东南方向,“取一坛,送到浮梁小学去。”
这个命令让小顺子愣住了。
火烧眉毛的时候,不动用人脉关系去疏通,不组织人手去交涉,反而要送一坛珍贵的茶膏给一所小学?
众人不解,一旁的苏晚晴却瞬间明白了丈夫的用意。
她接过话,柔声对小顺子说:“我去送吧。”她知道,浮梁小学,那是孩子们清晨背诵《茶田十问》的地方,是云记精神最纯粹的传承之地。
当晚,苏晚晴亲自将那坛封存了数年的茶膏交到了浮梁小学的王校长手中,同时附上了一张谢云亭亲笔写的纸条。
上面只有一句话:“教孩子煮茶,有时比教他们识字更重要。”
第二天,浮梁小学的语文课变了样。
老师没有打开课本,而是小心翼翼地从那古朴的陶坛中,用竹勺剜出一小块黑亮如漆的茶膏,放入沸水。
浓郁而醇厚的陈香瞬间弥漫了整间教室。
“同学们,”老师指着那在水中缓缓化开的茶膏,声音清朗,“今天我们不学课文,我们讲讲‘标准’。三十年前,洋行说我们最好的祁门兰香是‘异味’,不符合他们的标准,要我们改。十几年前,军阀说我们古法松柴焙火是‘浪费’,不符合他们的标准,要我们省。可现在,全世界都在追寻这缕他们曾经不要的香味。那么,谁的标准才是真正的标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张张稚嫩却专注的脸庞:“标准,不是印在纸上的铁条,而是人心量出来的一把尺。这把尺,刻着风霜雨雪,刻着汗水人情,刻着一片茶叶从枝头到我们口中的全部故事。”
孩子们听得入了神。
下课后,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跑出去玩闹,竟自发地组织了一个“茶味评议团”。
他们捧着小碗,挨家挨户地去品尝那些因无法出售而由茶农们试着初制的毛茶。
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煞有介事地闻香、观色、品味,然后用铅笔头,在小纸条上写下歪歪扭扭的评语,恭敬地贴在各家晒场的木桩上。
“沈家阿婆的茶,有太阳晒过的味道,暖洋洋的。”
“阿夯哥家的火候最稳,喝到嘴里像听他讲故事,不急不躁。”
“李三叔家的茶青有点老,喝着有点涩,像是生了会儿闷气。”
这些天真烂漫的童言稚语,带着泥土的芬芳和孩童的纯净,没有一句提到“标准”,却又处处都是标准。
有人悄悄将这些纸条抄录下来,连夜送到了县城的工作组办公室。
办公室里,灯火通明。
那位从北方来的周同志,正为茶厂和茶农的对峙而头疼。
当他看到这份特殊的“品鉴报告”时,久久没有说话。
他那双习惯了看文件和数据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动容。
他沉默了许久,又连夜调阅了“云记”过去三年的所有档案:带动区域增收的详细数据,免费培训的数千名学徒名单,以及数次天灾中组织抗灾保产的记录……
天快亮时,周同志终于提起笔,在那份要求“统一标准,坚决执行”的文件上,写下了一行批示:“标准生于实践,民间自有活法,不可一刀切。”
三日后,国营茶厂的通知下来了,措辞大变,允许对各村联营社的茶叶实行“差异化收购,分级定价”,并正式邀请联营社派三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加入茶厂新成立的质检委员会。
一场足以摧毁整个徽州茶区的“断供危机”,竟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化解。
风波平息的那个夜晚,谢云亭独自一人来到了浮梁小学那间教室。
孩子们早已放学,黑板上还留着他们用彩色粉笔画的“我们的理想茶厂”:有巨大的玻璃阳光棚,有清晰的轮值表,还有一个角落,画着一个蒙着眼睛的小人,旁边标注着“盲童识叶区”。
他走到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坐下,轻轻摩挲着那张被磨得光滑的旧课桌。
忽然,他感觉掌心传来一丝若有若无的温热。
不是系统的提示,也不是幻觉。
他知道,那是这间屋子里,曾有过多少双稚嫩的小手捧过温热的茶碗,听过那句“宁可三年无茶,不可一日失信”的誓言后,留下的余温与信念。
根,已经扎进了新的年轮里。
他起身离开,回家途中,正遇上小顺子带着几个年轻人,冒着淅淅沥沥的雨丝,在清点新印好的一批《共焙手册》。
手册的封面,不再是龙飞凤舞的“云记”字号,而是用宋体字端正印着的“徽婺祁六县茶叶联营社”和一个由六片茶叶组成的联名印章。
谢云亭在廊下驻足了片刻,雨水顺着屋檐滴落,在石阶上溅开一朵朵水花。
他看着那崭新的印章,低声对小顺子说:“以后这书,别再写我的名字了。”
小顺子抬起头,雨夜的微光映着他年轻而坚定的脸庞,他咧嘴一笑:“谢师傅,早就不写了。现在大伙儿都知道,好茶不是哪个人赐下来的,是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一起养活的。”
谢云亭笑了,释然而欣慰。
雨渐渐停了,远处的山脊上,家家户户的灯火蜿蜒亮起,连成一片,在湿润的夜色中明明灭灭,如同大地自身在安静而有力地呼吸。
然而,这份宁静并未持续太久。
梅雨初停的第一个晴日,村口最显眼的布告栏上,便贴上了一张崭新的布告。
白纸黑字,盖着县里鲜红的印章,内容无关茶叶,也无关农事,只是一则关于土地规划的通知。
村里识字的人不多,围着看了半天,才有人一字一句地念出来。
当听到那规划新建的供销中心,选址赫然就在“云记老宅的地基上”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墨迹未干的黑字,在初晴的阳光下,仿佛比刚刚过去的整场梅雨,还要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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