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之此生永别（一）
杨爱国在江城出租屋的台灯下敲键盘时，手指突然像被无形的线拽住，猛地顿住了。屏幕上“父亲的老烟斗”五个黑体字泛着冷光，光标在空白文档里固执地跳动，像他此刻乱了节奏的心跳。桌角堆着三页揉得发皱的稿纸，那是他为张西构思的三个结局——一个是张西抱着刚学会走路的孙子，在麦田里追着蝴蝶笑；一个是他和村里的老伙计们围坐在新盖的晒谷场边，就着花生米喝散装白酒；还有一个是他手把手教村里的年轻人调试新农机，眼角的皱纹里满是欣慰。可现在，这些结局都像被秋雨泡烂的麦秸，再也撑不起半分虚构的温暖。
他从没想过，现实会比小说更残忍，会以这样猝不及防的方式，给晋博村那个把土地当命的男人，画上一个再也无法修改的句号。
窗外的江风裹着潮气吹进来，卷起窗帘一角，露出远处写字楼霓虹闪烁的轮廓。杨爱国起身走到窗边，从抽屉深处摸出父亲留下的老烟斗——红木烟杆被岁月摩挲得发亮，烟锅边缘还留着父亲最后一次抽烟时的焦痕，那是三年前父亲临终前，攥在手里舍不得放下的物件。他把烟斗凑到鼻尖，隐约能闻到淡淡的烟草味混着泥土的气息，那味道像一双无形的手，瞬间将他拽回2008年的晋博村，拽回了第一次见张西的那个春天。
那年他刚考上大学，寒假回村过年。父亲杨守业那会儿身子骨还硬朗，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去村东头的地里转，说是“听听麦苗拔节的声音，心里踏实”。大年初三那天，父亲吃过早饭，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走，爱国，带你见个人。以后咱家那两亩玉米地，就托他帮忙种了——你张伯走了，他儿子张西，是个实在人。”
“张伯？”杨爱国愣了愣，才想起父亲说的是村里在李村寺场口修鞋的张老汉。小时候他总爱蹲在张伯的修鞋摊旁，看张伯用锥子把断线的鞋底缝好，张伯总会从兜里摸出一颗水果糖，塞到他手里，说“爱国乖，等你爸来接你”。他去年暑假回村时，还看见张伯坐在修鞋摊后，只是背更驼了，手上的裂口也更多了，怎么就突然走了？
“去年冬天冷，张伯在修鞋摊旁冻着了，感冒转成肺炎，没挺过来。”父亲的声音低了些，“张西是老小，上面还有个哥叫张东，前些年在南方打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没了。现在张家就剩张西一个男丁了，不容易。”
杨爱国的心里猛地一沉，跟着父亲往村东头走。刚拐过村口的老槐树，就看见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的男人，正蹲在地里调试一台崭新的播种机。男人背对着他们，脊梁挺得笔直，黝黑的肩膀上落着层薄薄的尘土，初春的阳光洒在他身上，像给整个人镀了层暖金色。听见脚步声，男人回过头，咧嘴一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田埂上刚冒芽的狗尾草：“叔，您来啦。”
“这是我家爱国，刚放寒假回来。”父亲拍了拍杨爱国的胳膊，又指了指男人，“爱国，这是你西哥，张西。以后咱家的地，就麻烦他多照看了。”
“西哥好。”杨爱国赶紧打招呼，目光落在那台播种机上——银灰色的机身闪着冷光，齿轮和链条都透着新机器特有的金属光泽，这是晋博村有史以来第一台全自动播种机，比村里老人们用了一辈子的木犁头，洋气了不止一星半点。
张西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他比杨爱国高出小半头，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皮，指节上还留着几道没长好的裂口，那是前些天调试农机时被链条划到的。“别客气，都是一个村的。”他的声音带着点沙哑，却很实在，“我爸走之前还跟我说，你爸当年总给他送热水，这份情，我得记着。”
那天他们站在田埂上聊了很久。杨爱国才知道，张西比他大十岁，初中毕业那年，母亲得了肺痨，家里没钱抓药，没熬过那个冬天就走了。父亲张老汉推着一辆掉了漆的旧修鞋车，在李村寺场口守了二十年，不管刮风下雨，每天天不亮就出摊，直到天黑透了才推着车回家，就靠这点修鞋的零钱，把张东和张西兄弟俩拉扯大。
张东比张西大五岁，早年跟着村里的人去南方打工，在建筑工地当架子工，没成想第三年就出了意外——脚手架的铁丝断了，他从二十多层高的楼上摔了下来，连句话都没来得及留。那时候张西刚满二十，正在镇上的农机站当学徒，接到消息时，他正拿着扳手拧农机的螺丝，手里的工具“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连夜往南方赶，却只见到了盖着白布的哥哥。
“我哥走那年，我爸一夜之间头发就白了大半。”张西蹲在田埂上，拔起一根刚冒芽的杂草，在手里慢慢揉碎，绿色的汁液沾在他的指缝间，像洗不掉的印记，“别人都劝我，别守着家里的几亩破地了，出去打工挣得多。可我知道，我要是走了，我爸就真成孤家寡人了，家里的地也得荒了——那是我妈活着的时候，跟我爸一起一锄头一锄头开出来的地啊。”
从那以后，张西就守在了晋博村，守着家里的三亩薄田，守着日渐苍老的父亲。他跟着村里的老把式学种地，春天学育苗，把选好的玉米种泡在温水里，半夜起来查看发芽情况；夏天学抗旱，顶着正午的烈日在田埂上挖水渠，汗水滴在土里，瞬间就没了影；秋天学收割，蹲在地里一颗一颗捡掉落的花生，说“掉在土里的都是粮食，糟蹋了可惜”；冬天就去镇上的农机站打杂，偷偷跟在师傅身后学修农机，师傅吃饭的时候，他就拿着报废的零件琢磨，常常熬到后半夜。
三年下来，张西成了村里最会种地的人，他家地里的收成比谁家都好，手里也攒下了第一笔钱——他没给自己买新衣服，也没给家里添新家具，而是咬牙去县城的农机市场，买了那台全自动播种机。那天他把播种机开回村时，村里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张老汉站在人群外，看着儿子黝黑的脸，偷偷抹了把眼泪。
“有了这玩意儿，种地就省劲儿多了。”张西摸着播种机的机身，眼里闪着光，“以后不仅能种咱家的地，还能帮村里的老人们种——王奶奶、李爷爷他们年纪大了，扛不动锄头了，我帮他们种，不收钱。”
杨爱国后来去江城上大学，每年只有寒暑假能回晋博村。每次回去，他都要去村东头的地里看看张西。有时候张西在播种，弯腰把种子倒进播种机的料斗里，动作熟练得像在跳一支熟悉的舞；有时候在收割，收割机在地里穿梭，轰鸣声老远就能听见，他就站在田埂上，手里拿着对讲机，时不时跟司机喊上两句；有时候在给玉米浇水，水管里的水流到地里，他会蹲下来，看着水流漫过干裂的土地，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2010年夏天，杨爱国回村时，发现张西的地里多了一台红色的拖拉机。崭新的轮胎，亮堂的车身，停在田埂上格外扎眼。张西说，这是他用两年的收成买的，花了三万多块，几乎是他所有的积蓄。“有了拖拉机，拉化肥、拉粮食都不用靠人力扛了，王奶奶他们再也不用为了拉一袋化肥，跟老伴儿抬得气喘吁吁了。”他说着，拉着杨爱国去驾驶室里坐，“你试试，这方向盘比家里的自行车好把控多了，以后你要是想种地，哥教你。”
杨爱国坐在驾驶室里，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绿色玉米地，听着张西在旁边絮絮叨叨讲种地的窍门——什么时候施肥最好，什么时候浇水最合适，怎么判断玉米有没有生虫。那一刻，他突然觉得，这个守着土地的男人，比城里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写字楼白领更了不起——他把别人眼里“没出息”的活，干出了不一样的分量，干出了对土地最虔诚的敬畏。
2015年夏天，杨爱国研究生毕业，回村待了半个月，准备去江城找工作。那天他刚走到家门口，就听见隔壁张西家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他赶紧跑过去，看见张西的儿子小伟蹲在院子里，头埋在膝盖上，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把裤腿都浸湿了。张西坐在旁边的石凳上，手里拿着一块擦得锃亮的旧手表，那是张东生前戴过的，他正把一沓崭新的钞票往小伟手里塞。
“怎么了这是？”杨爱国走过去，轻声问。
张西叹了口气，指了指小伟：“这孩子，高考没考上大学，想去北京闯一闯，又不好意思跟我开口要钱。”他把钱硬塞进小伟手里，声音里满是疼惜，“这里有两万，你拿着。到了北京照顾好自己，别舍不得吃，不够了就给爸打电话，爸再给你打——爸虽然没本事挣大钱，但绝不会让你在外头受委屈。”
小伟捏着钱，眼泪掉得更凶了：“爸，我要是在北京混不好怎么办？要是跟我大伯一样，再也回不来了怎么办？”
“胡说什么呢！”张西拍了拍小伟的肩膀，眼神坚定得像地里的老槐树，“你跟你大伯不一样，你是爸的娃，流着爸的血，爸信你。别人家爹妈能给娃几千万、几个亿，爸没那能耐，只能把能给的都给你。你只要走正路，哪怕混得不好，回来跟爸种地，爸也高兴。”
旁边的邻居王婶凑过来，小声劝：“张西，你也别太宠他了，年轻人在外头容易学坏，万一……”
“不会的。”张西打断王婶的话，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信任，“我娃我知道，从小就懂事，看见村里的老人过马路，都会主动扶一把，他不会走歪路的。”
那天下午，杨爱国坐在张西家的院子里，听他讲小伟小时候的事。小伟三岁时跟着他去地里，把刚冒芽的玉米苗当成野草拔了，张西没骂他，而是蹲下来，指着玉米苗的叶尖说：“娃你看，这玉米苗的叶尖是尖的，野草的叶尖是圆的，以后可不能拔错了，这都是能结玉米的苗啊。”小伟上小学时，因为家里穷，没买新书包，背着张东用过的旧书包去学校，被同学笑话“穷酸”，张西第二天一早就去镇上的供销社，花了半个月的零花钱，给小伟买了个印着奥特曼的新书包。小伟上初中时，想报篮球班，张西每天早上四点就起来去地里干活，把白天的活提前干完，再骑着自行车送小伟去镇上训练，来回要走二十多里路，却从没说过一句累。
“我这辈子没读过多少书，不知道怎么教娃大道理。”张西望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树叶在风里轻轻摇晃，“我只知道，我妈当年走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和我哥；我哥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照顾好爸’；我爸走的时候，躺在病床上跟我说‘守好家里的地，别让它荒了’。我没本事让娃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只能用我能想到的方式疼他，让他知道，不管他走多远，家里的地、家里的门，永远为他开着。”
杨爱国那时候还没经历过社会的打磨，不太懂张西话里的分量。直到后来他在江城创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在出租屋里啃着过期的泡面，看着窗外的霓虹灯发呆时，才突然想起张西那天的眼神——那是一个父亲对孩子最纯粹的信任，是一个庄稼人对生活最朴素的坚持，更是一个在苦难里摸爬滚打的人，对亲人最厚重的守护。
2018年，杨爱国在江城找了份人力资源的工作，总算稳定了下来。他给家里打电话时，父亲说张西承包了村里三十多亩地，成了村里的种粮大户，还买了收割机和烘干机，成了晋博村第一个实现“种地全程机械化”的人。“你西哥现在可出息了，村里不少年轻人都跟着他学种地，说跟着他能学到真本事，还能挣着钱。”父亲的语气里满是骄傲，仿佛张西是他自己的儿子。
那年国庆，杨爱国回村，特意去了张西的地里。当时正是秋收，金黄的玉米穗子压弯了秸秆，收割机在地里穿梭，轰鸣声像一首丰收的歌。张西站在田埂上，手里拿着一个对讲机，正在跟收割机司机沟通收割路线。他穿了件新的深蓝色夹克，比以前胖了点，脸上的笑容也多了，只是眼角的皱纹比以前更深了些。
“爱国，你回来啦！”张西看见他，赶紧放下对讲机走过来，递给他一瓶冰镇的矿泉水，“快尝尝，这是今年新收的玉米煮的，甜得很，我让你婶子特意给你留的。”
杨爱国接过矿泉水，瓶身上的水珠沾在手上，凉丝丝的。他看着地里忙碌的景象，说：“西哥，您现在可真是咱们晋博村的大能人了。”
“啥能人啊，就是个种地的。”张西笑了笑，指着不远处一栋正在盖的两层小楼，“你看，那是我去年动工盖的房子，等明年装修好了，就让小伟把对象领回来，咱们也热热闹闹办场婚礼。”
杨爱国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小楼的红砖墙在阳光下格外显眼，几根钢筋从屋顶伸出来，像在向天空招手。“真好，小伟要是知道了，肯定高兴坏了。”
“可不是嘛。”张西摸了摸后脑勺，眼里满是憧憬，“我还想着，等小伟成家了，我就把地里的活儿交给他一部分，我跟你婶子带着孙子去江城转转，看看你说的长江，看看城里的高楼大厦——我活了四十多年，还没见过长江长啥样呢。”
那天他们聊到天黑，张西留他在家吃饭。饭桌上，张西的媳妇端上来一盘红烧肉，油亮亮的，香味扑鼻。“你西哥特意让我做的，说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每次来咱家蹭饭，都要多吃半碗。”张西媳妇笑着说，又给杨爱国夹了一大块肉。
杨爱国咬了一口红烧肉，熟悉的味道瞬间在嘴里散开——那是小时候的味道，是张西家特有的味道。那时候他总爱去张西家蹭饭，张西媳妇每次都会做红烧肉，说“爱国正在长身体，得多吃点肉，才能有力气读书”。
“婶子，您的手艺还是这么好。”杨爱国笑着说。
“好吃就多吃点，锅里还有呢。”张西给杨爱国夹了一筷子青菜，“你在城里上班也别太累，别总熬夜，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钱是挣不完的，身体才是本钱。我跟你婶子，这辈子就守着这几亩地，也挺好。”
“守着土地确实好。”杨爱国放下筷子，看着张西，“您把土地种得这么好，比我们在城里打工的厉害多了——我们挣的是快钱，您种的是踏实，是希望。”
张西笑了，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给杨爱国夹菜。那天晚上，杨爱国喝了不少酒，走的时候，张西还塞给他一袋新收的花生，说“这是今年的新花生，刚晒干的，你带回去尝尝，比城里买的香，没有添加剂”。
杨爱国抱着那袋花生，走在晋博村的小路上。夜色里，村里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像撒在黑夜里的星星。他回头看了一眼张西家的方向，窗户里透出温暖的光，心里突然觉得，晋博村的夜，比江城的霓虹更让人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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